利用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和经济互补性，挖掘彼此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的重点内容，而美国也曾提出类似的计划，以期整合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但与“一带一路”红火的局面相比，美国的计划显得无声无息。近日，在第一届中国金融创新发展高层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就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为什么“一带一路”的建设倡议能够得到各国的响应。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管在技术、产业还是资金上，都有很大互补。

　　以下是演讲全文，经思客整理：

美国也提要建设亚太经济走廊，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受欢迎？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基础设施作为抓手的，希望在“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之上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跟责任共同体。

　　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倡导区域经济的整合，美国也曾有这样的设想。奥巴马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提出要建立亚太经济走廊，这是一条亚洲连接印度洋跟太平洋的经济走廊，他也提出建立新丝绸之路，要把阿富汗跟中亚五国连接在一起，让中亚五国有一个太平洋出海口。但是相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现在有57个国家参加了，而美国提出的亚太经济走廊跟新丝绸之路基本是无声无息。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而美国提出的设想在国际上却无声无息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目前为止它们的人均GDP普遍在4000美元之下，对这些国家来讲，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每个国家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收入，需要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升级；第二，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从产业升级角度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能够实现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成果机遇期，让他们国家能够进入到现代化的机遇期。中国过去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现在因为工资上涨，直接失去了比较优势，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必须不断地向海外转移，然后让国内的资本转移到海外去创造第二春。这样一个机遇期，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难得的机遇。因为要转移的规模非常大，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一亿两千五百万人，当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就有8500万人。

　　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向海外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基本上足够让“一带一路”沿线那些工资水平比我们低的国家，同时进入从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化经济的一个窗口机遇期。如果它们能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也可以实现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可能。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中国除了提供这个窗口机遇期之外，同时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让国内的比较优势变成国际的竞争优势。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管在技术、产业还是资金上，都有很大互补，因为中国的建材行业产量，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必然会有不少富余的产业，这些对于中国是富余的产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短缺的。同时我们的建筑行业，由于过去这30多年的快速发展，培养了一批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的工程施工力量，像中国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成本跟国外的一些建筑队伍相比，有的甚至只有别人的1/3。中国可以提供建筑材料，并且以比较低的建设成本，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他们的基础设施。

　　建设基础设施要钱，大家知道，中国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并且我们每年有大量国内生产总值的储蓄。中国有足够多的资金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适逢其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家支持的原因。

金融创新，从哪找资金助力“一带一路”？

　　最后我来谈谈金融创新跟“一带一路”建设，跟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很长，比如建一个工程可能一年两年，但要建一个基础设施有的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第二，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收期长，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但一般工厂建设的回收期是5年、10年；第三，基建的资金投入前期非常大，要几十亿上百亿。因为这些特性，一般民间资本不太容易进入，商业银行也不愿意提供，因为商业银行一般提供短期的流动资金。

　　这种情况下，要建基础设施一般不是由国家财政投入，就是要由国家担保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像开发银行，从国内来收集资金。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比较短缺的，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只靠国内来提供的话，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透过国外的资金来解决需求，国外的资金有的可以用双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中国现在有进出口银行，也有开发银行，随着跟双边合作伙伴进出口贸易需求的升级，中国还可以提供一些信贷来帮助其他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除了这种双边安排之外，也可以有多边安排，多边安排里面最有名的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银行，当然各个洲还有它的开发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南北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我们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是多边的开发银行，同样可以给这些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但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规模非常巨大。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建议，在2010年-2020年这十年之间，单单在亚洲地区就需要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平均每年8000亿美元。根据欧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在2010-2020年，欧盟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的资金是2.1万亿-2.8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要大概2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非洲现在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就要达到930亿美元。这个数字基本都是天文数字，这种情况之下，单单靠国内的资金，靠双边或多边的资金还是不够的。

　　为了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非常需要有一些金融创新。现在全世界还有数额很大的主权基金和退休基金，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过去一般是买一些比较长期的、比较固定的政府的债券，或是打包投资在股票市场上面，但这些资金一般是长期的投资。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利息是接近零的，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现在也是虚高，风险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进行金融创新，让这些长期性的、稳定性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进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非常值得思考。

　　基础设施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可以用政府的基金加上双边跟多边的基金作为组织来设计项目，并且做一些新的金融安排，让一些民间的资金、主权基金和退休基金能够加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如果能这样的话，前面谈到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就能够得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如果能解决它的基础设施，就有条件抓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

　　从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目前对世界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快速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加上金融的创新，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可以帮助世界走出经济低迷，当然要做好这些事情，思路决定出路，希望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跟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复兴，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