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布通告、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最后时间。今年以来，中国加大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力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取得明显进展。就海外追逃追赃的动态与走向，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

　　反腐败国际合作获高度重视，持续稳定的国际合作关系有望形成

　　“反腐败国际合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中央高度重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已从事国际刑法研究20余年。他这样评价今年以来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

　　黄风的评价有着一系列事实的佐证：今年1月，中央领导要求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3月，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决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7月，公安部部署“猎狐2014”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截至11月17日已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88名；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敦促外逃贪官投案自首；11月，APEC北京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正式运行，G20通过反腐行动计划，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时均提出加强追逃追赃合作……中国大力推动和参与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境外反腐追逃的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正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编织一张更加细密的“天网”，让外逃贪官把海外当作“避风港”的美梦彻底破灭。

　　“从这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我国领导人对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加大海外追逃追赃力度表达出了强烈的政治意愿。”黄风表示，这些在多边、双边国际合作方面的努力引起了各国关注，获得了很多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回应，为下一步的反腐败国际合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对境外在逃的贪腐分子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他认为，国际司法合作遵循的是各国普遍接受的规则，要乘着这股东风发展与各国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尽量使这种关系不要受到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亲疏、国与国之间的摩擦、风波的影响，即便出现消极因素时也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

　　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网络初步建成，但国际司法协助利用率待提高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和途径主要有多边公约、双边条约和互惠原则。”黄风告诉记者，各国可以通过相关公约、条约指定的中央机关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尚未签订公约、条约的，可以在承诺互惠的基础上，依据被请求国的国内法，通过外交渠道提出请求。

　　据介绍，截至今年11月，我国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签署了39项引渡条约，其中29项已生效；52项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其中46个已生效；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并与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已初步构建起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国际条约的利用率却很低。黄风举了一个例子：2003年至2013年，司法部共接收所有条约合作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1200余件，但司法部代表我国执法机关向外国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却不足100件。他解释，国际条约利用率低的原因有二：一是办案机关自身能力不足，即使提出协助请求，请求书关于犯罪事实的描述非常简单，大多只是笼统地请求外国“调一切与本案有关的证据资料”或“扣押一切与本案有关的财物”，这样的表述对方国家很难操作，往往导致追逃石沉大海；二是过分依赖执法合作和警务合作，发现贪官外逃后，相关部门通常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或者与有关国家驻中国使馆的警务联络官进行磋商提出协助请求，但在很多国家，警察的权力相当有限，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只要涉及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法院签发的令状，警察才能采取行动，否则即使警方掌握外逃贪官的藏身之处、相关证据等，也不能向中国提供。“这也提醒我们，办案机关在出现外逃、资产转移后，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追逃追赃的信心，增强国际司法合作的经验。”黄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