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被经济学界视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实践证明，中央及各级政府打出的扶贫开发一系列“组合拳”，本身就是多种方式的投资，如产业扶贫资金、基础设施扶贫资金、公共服务发展资金等，在投资“乘数效应”下，切实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

　　在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贵州，当地党委、政府多年来坚持把扶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举全省之力向贫困发起总攻。在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在广西、甘肃、重庆、云南等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通过盘活自身独有的资源，充分利用政策，经过扶贫成长起来的一些产业反而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扶贫攻坚在一些基层干部眼中，已经是“一片蓝海”。脱贫人口能释放出巨大消费能力，扶贫开发不是“负担”，更不是“包袱”。

　　几十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我国已累计６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些群体对居住条件要求的提高、消费需求结构的改善以及要求享受更好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服务的愿望，撬动了大量内需，支撑了很多行业、产业的发展。

　　未来５年，我国还有７０００多万人口要脱贫，各方面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同时处于扶贫线以上的“边缘群体”也存在巨大消费潜力。

　　扶贫是民生大事。种种客观事实和经验表明，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实现后发赶超、后发先至。

　　当前，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贫困地区正释放出“人口红利”“开放红利”“改革红利”“‘互联网＋’红利”等多种“扶贫红利”，为促进经济增长带来利好。

　　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当前的贫困人口脱贫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无论“找穷根”，还是“挪穷窝”，无论是“未来１５年彻底消除极端贫困”还是“２０２０年同步实现小康社会”，都面临不少棘手的挑战。

　　精准扶贫已成为国家战略。地方更要将这一方略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大盘子中通盘考虑，按照“四个切实”具体要求，实施“四个一批”，做到“六个精准”，积极承接各种“扶贫红利”，对贫困地区给予政策、赋予观念，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条件，让“精准扶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