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战友陶勇

爸爸对张春桥的做法一直是不认可的，但他与张春桥斗争是讲究策略的，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他早在1967年元旦就发布了紧急命令，抢在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之前，以检查和维修武器为借口，收缴了全市民兵的枪支，避免张、姚他们在上海搞第二武装。张回来也只能干瞪眼。他坚持要将已被张春桥打倒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列入上海警备区党代会主席团名单。为此，我们的家被抄了两次。

“文革”一开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很快就瘫痪了，爸爸尽自己的最大力量稳定军队。张春桥多次想调动警备区部队，一直想拉拢爸爸。他对爸爸说，只要你能配合工作，一切都好办。爸爸说，我不属于上海市革委会管，我的直接上级领导是南京军区，要动一兵一卒，除非叫南京军区通知我。爸爸一直以此为推辞，对抗张春桥。1968年4月中旬，上海掀起了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张的手里没有枪，他要动用军队去镇压群众，只能来找爸爸。爸爸只认定一条：动用部队一定要上级批准。张也拿他没有办法。

爸爸还竭力保护被迫害的党政领导干部。他说，对于老同志，只要中央一天不下命令打倒，就不能不管他们，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最起码要给他们碗饭吃，给张床休息。

叶飞叔叔在福建受到冲击，被造反派隔离，家里电话被监听，叶飞叔叔女儿叶小楠半夜从公共电话亭打来电话向爸爸求助，爸爸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让叶小楠很是忐忑不安。其实爸爸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情感不外露，不多说一个字的，但他言出必行，马上把情况告诉了陈丕显，陈有周总理的直线，可向总理直接报告。三天以后的夜里，叶小楠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云南信息港，表明总理知道福建的情况了，会想办法解决的。

后来陈丕显受冲击，处境很困难，爸爸让妈妈把陈丕显收到她工作的八五医院治疗云南电视台军事节目，结果还是被医院的造反派给揪了出来。妈妈也受牵连被隔离看管。

1967年1月21日晚，传来了陶勇（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自杀的消息，我们都很惊讶。陶勇叔叔与爸爸是西路军的战友，抗大的同班同学，又一起加入新四军，是并肩作战多年的生死之交，感情深厚。在我们的印象中，陶勇叔叔乐观豪爽，性格奔放云南师范大学，平易近人，怎么会自杀呢？而且就在当天中午，爸爸刚跟陶勇叔叔见过面，有过一次深谈，交流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这样的机会对他俩很不容易。陶勇叔叔的遗体在一口水深1米多点的小井里发现，被定性为“叛徒畏罪自杀”。后来种种迹象证明，他是“被自杀”的。不久，陶勇夫人朱岚阿姨也被造反派抓去毒打，也遇害了。陶家子女多，有七个孩子，失去了双亲的他们起先被造反派赶到车库里，后来流落街头。爸爸叫人千方百计把散失的孩子们找回来，送到南京许世友那里保护起来。

陶勇出事之后，爸爸的警惕性也提高了中国评论网，他采用了新四军时的游击战术，办公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有时在机关，有时在战备指挥所，每天还把战争年代缴获的一支小左轮手枪揣在兜里。有重要的会议他就安排到战备指挥所去开。那是军事禁区，造反派进不去。

至死不理解“文革”

1968年9月，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把爸爸调到北京总后的后勤学院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张春桥使的调虎离山之计。妈妈不放心爸爸，主动要求进学习班，于是也来到了北京，虽然跟爸爸不在一个组，但可以经常看到爸爸，哪怕不能交谈，但在身边可以观察动态。在学习班的八个月里，张春桥和王洪文指示党羽，对爸爸进行无休无止的“车轮大战”，进行辱骂围攻和批斗，还把照顾他生活的唯一一名公务员调走了，爸爸发高烧也不让看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