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故事，都需要一个戏剧性情节带来高潮；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楼继伟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

作为中国财政部长，从年初“两会”期间答记者问引发部分右派知识分子对于“楼继伟式傲慢”的不满，再到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引发的“中等收入陷阱”讨论，引发一些左派对其批判（楼演讲全文可见此处）。经济下滑与政府收入减少夹击的2015年未及一半，而楼继伟已经遭遇左右鞑伐。

抛开网络断章取义等惯有说辞，楼继伟这次到底说了什么，引发如此争议？他指出中国存在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如此看来，楼继伟无非说了一句大实话，指出了房间中存在已久大家却视而不见的“大象”：中国经济中期潜在增长力下滑，未来有可能陷入中等陷阱。

楼继伟还是那个楼继伟，这个从80年代与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方案，在90年代朱镕基时代参与推进了分税制改革的技术官僚，很大程度上也留存了朱镕基式的干练与直率；这种风格可能会冒犯一些人，但也可能成就一些事。

尽管如此，楼继伟的发言还是透露了两层新意。首先，中国决策层对于中长期潜在经济下滑已经更多共识，这从高层最近一两年的诸多表态可以看出。未来这种预期分野不在于高层，更多在于民间，某种意义而言，如何管理民间对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的预期其实比起过去一味提高潜在增长率预期的表态更为务实。早在2013年的履新时刻，楼继伟就曾表示政府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都去做，否则财政不可持续，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中国会走进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两年过去了，留给中国经济的时间更少了。随着中国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方案出路，地方债拍卖却陷入僵局，与此同时，鼓动中国央行出资购入地方债的“中国式QE”之声四起，民众亦陷入泡沫化牛市的狂热想象而不可自抑。嘈杂声浪中，众所周知的是财政改革是未来改革核心要素，楼继伟压力可想而知。

回头来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最早来自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滞后一方面经济陷入停滞，另一方面还面临工资上涨压力，于是不仅无法与价值链上游的高收入国家竞争，同时面临来自更低工资的收入国家竞争，挣扎期间，社会备受煎熬。

从学术角度，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有争议，但从现实角度，中等收入陷阱不啻于一种有效的总结。以往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出现在拉美以及东南亚、中东等地，随着中国在近年收入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压力骤然增加。在中国语境下，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词语几乎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转型的多重现象，从经济潜力下滑到投资收益递减，从腐败滋生到贫富不均。就某种意义而言，中等收入陷阱如同“新常态”等话语，代表了中国在转型期间的集体焦虑与选择迷茫。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本质上是又一次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按照楼继伟的概括，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楼继伟的悲观基于他对于实体经济的体察，将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总结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一判断并不算出人意料，事实上，这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总体诊断。我在4月FT中文网读者活动暨《凯恩斯的中国聚会》读书会上分析，以往支持中国三十年两位数发展的主要因素正是低成本人力、制度改革、加入WTO红利，而这三大因素红利已经消耗殆尽甚至变为劣势。从未来30年的时间周期来看，基本面已经改变，观察视角主要体现在三点：刘易斯拐点、人口拐点、债务周期的结合。刘易斯拐点到来意味着以往无限量供应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消耗殆尽，人力成本急剧提升，而人口拐点到来意味着青壮年的减少，城市化动力不足以及养老成本飙升。

如果上述两点的核心都在于人口，揭示中国未来三十年进入未富先老格局，那么债务周期则昭示了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隐忧。中国债务风险在过去被低估，部分拜旧有思维模式限定，毕竟以往亚洲模式特点之一正是居民大量储蓄而企业大量借贷。如今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2008年刺激政策，中国企业以及政府负债急剧攀升，除了地方债等因素，企业负债势头令人忧虑。中国非政府负债与GDP比例今年之内已经超过美国和欧元区，比例从不到120%到目前接近190%。与此同时，居民储蓄随着存款搬家、金融脱媒而增速大减，随着即将而来的利率市场化等金融自由化举措，中国债务压力将持续增加。如今关于债务的讨论，大多纠结在债务的置换与转移，而债务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债务如何筹措，更在于债务对应的资产质量，如果是好资产那么偿还自然不是问题，如果资产是坏资产，那么无论谁来接盘都注定难以盘活。

一言以蔽之，前景不容乐观，以往廉价储蓄推动的投资狂潮告一段落，而曾经无限挥霍的债务终将面临终极偿还。

低增长已经成为新的全球景观，从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到欧美热议的长期增长停滞，某种意义代表了东西方的一种趋同，本质在于双方都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的修复。根据罗格夫等人研究，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往往有二次探底，而恢复到危机之前水平往往需要8年左右时间，如今危机刚刚过去7年，世界经济仍旧在疗伤。具体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些不同，中国并没有在金融危机核心地区，也率先经济反弹。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强力出手四万亿政策，在使得中国“v”字型反弹的同时，事实上使得使得中国未来的政策空间急剧缩小，某种意义而言，正是以往的挥霍投资其实也在一方面造成今天诸多问题。楼继伟在清华演讲中，亦前期刺激政策的后果正是高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出路何在？具体方案很多，更为重要的是凝聚共识，那就是法治政府以及有序市场。事实上，楼继伟在2013年高层发展论坛已经谈得更为彻底，他谈及对“包容性增长”理解，背后正是体现财政改革的思路，“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于结果。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的成果，国家适当的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通过这种办法、这种途径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强，经济增长率才会是增高的、是可持续的。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历史地回顾中国现代经济，无论以往金融危机后应对经济增速的下滑还是更早的历次宏观调控，短期恢复效果明显，但是从深化改革的中长期视角而言，强力干涉经济冷热周期其实加剧了经济结构扭曲。从改革而言，这是失去的几年。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起来，以低廉信贷存活的的僵尸企业以及过剩产能不会随着时间而自我消解；清理刺激的后果，正意味着需要将以往推迟的改革进行到底，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该退出的政府退出。

讽刺的是，当前在经济下行与债务重压之下，中国A股却正在迎来来一次新的全民狂欢，市场也不乏“经济不起牛市不止”说法。那么，这轮泡沫化牛市的尾声，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呢？中等收入陷阱，或许并不是最坏的一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凯恩斯的中国聚会》，邮箱xujin1900@qq.com，@徐瑾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