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三场危机困扰着欧洲。其中两场危机发生在欧盟(EU)边上：好战的俄罗斯和内乱的中东。第三个危机情况正在欧盟内部上演——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张与日俱增。

在过去一个月里，欧洲面临的这三场危机均有所加剧。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加深了人们对中东暴力和宗教紧张产生溢出效应的担忧。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势力在乌克兰再度发起进攻。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希腊大选中获胜意味着，极左政党在一个欧盟国家赢得选举——自欧元区危机爆发以来，这还是头一回。

俄罗斯、中东以及欧元区危机的根源差异很大。但是，随着形势恶化，它们开始相互助燃。

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赖以壮大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冲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动。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强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给欧盟带来冷战结束后最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若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迄今成功地团结起来，对俄罗斯实施了一套合理严厉的制裁方案。但是，欧洲内部政治极端主义的崛起，对欧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团结构成威胁——使克林姆林宫更有可能壮胆，也使危机更有可能升级。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领导的俄罗斯抱有好感，似乎是希腊、德国和法国等国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共同情结。极右翼欣赏普京的社会保守主义、他对民族国家的注重、他的威权主义以及他对美国和欧盟的敌意。极左翼似乎保留着对莫斯科的传统亲切感。

俄罗斯完全有理由煽动欧盟内部的政治极端主义。如果欧盟的团结瓦解，有助于孤立俄罗斯的制裁机制也将开始解体。普京已经与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加强了联系。希腊新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会见的首位外宾便是俄罗斯大使。希腊随即表明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出台进一步制裁措施。

对于欧洲领头的政治人物、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而言，麻烦正接踵而至。她面临的国内压力要求她对希腊采取强硬态度，但国际间的压力要求她达成某种交易。希腊与俄罗斯之间的暧昧关系，给欧元区危机添加了一个地缘政治维度，可能会促使美国施压德国，要求让希腊留在欧盟大家庭内。（历史学家也许会回想起1947年为遏制苏联而推出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当时华盛顿努力确保希腊不落入莫斯科方面的轨道。）

乌克兰冲突加剧给德国总理带来又一波严峻的选择。在美国，在欧盟一些地方，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火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俄罗斯对此类决定的后果发出严重警告，很可能让和平主义的德国民众震惊。呼吁强硬对待希腊、温和对待俄罗斯的德国右翼政党，还与德国多座城市爆发的“反伊斯兰化”游行有牵连。

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在国内至少具备经济状况相当有利的优势。失业率维持低位，德国能以极低利率借款。相比之下，欧盟其它大国充满强烈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感。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失业率盘踞在两位数高位，完全可能出现针对经济紧缩政策和欧盟的希腊式反抗。

令人担忧的是，欧洲的三场危机似乎没有好转迹象。在中东，叙利亚和利比亚正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也门和伊拉克的形势也十分黑暗。俄罗斯的行为正变得更具威胁性，而没有放缓的意思。尽管乐观主义者仍然认为，希腊和欧盟难免会达成债务协议，但早期迹象不容乐观——对抗的乌云正在聚集。

这一切看上去都可能导致欧洲的政治版图进一步破裂。有人将现在的格局与20世纪30年代进行粗略类比：当时经济萧条，加上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导致政治极端主义兴起，最终引发战争。

幸运的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类比似乎仍然牵强。那时的欧洲尚未从一战的大规模杀戮恢复元气，而且欧洲各国缺少福利体系——这意味着持续低迷很快转化为大规模贫困。

现代欧洲拥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韧性，也拥有财富基础，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根本不存在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目前的欧洲大陆，正处在自我成年以来最不稳定，且最难以预料的氛围之中。

译者/马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