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半年取得反腐败成果引发的思考

据中共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2019年7月11日报道：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连发两条通报，两个年初被调查的”大老虎”，有了结论：陈刚，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曾任北京副市长，今年1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发布他被查的消息，陈刚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新年首虎”。今年以来，落马的“大老虎”可不止这两人。前不久媒体报道了2019年“打虎战报”，统计显示，上半年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至少有11人。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张茂才、陈刚和赵景文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其余8人还在接受审查调查（新闻链接：/uploads/allimg/190726/111Q36354-0.jpg）。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腐败分子还是这么猖狂哪？笔者以为，既有历史上封建社会腐败遗毒的影响，又有国内的原因，还有国际的因素：

一是，受历史上我国封建社会腐败遗毒的影响。我们从山西平遥收藏的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价格表上就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一个官当，当然是小钱买小官，大钱买大官。所以说，当今的卖官受贿与古时的卖官鬻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原来我们早年查处的马德、李铁成、王招耀等卖官受贿案就是突出的例证。马德把绥化市委大院当成了“乌纱帽”的批发部。与其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价格表十分相似的是，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长、党委书记，大到县长、县委书记以及下属各县区部门的一把手，也都有其一定的价格标准。在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封建社会中公开卖的官爵，一部分是实职、一部分是虚职。而马德、李铁成、王招耀之流卖的官都是有职有权的实职，这些人把官职买到手后，首先会变本加厉地索贿受贿，急于捞回其买官花费的成本，因此其危害更大。

二是，反腐败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按说韩国的社会制度比我们要健全吧，但是在韩国的历任总统中，大多数晚节不保。如，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和金大中都因为其儿子的腐败，而名誉受损。前总统卢武铉涉嫌受贿，因为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跳崖自杀。前总统李明博因为亲属腐败被举报。前任总统朴槿惠也因腐败问题而坐牢。像新加坡那样清正廉洁的国家不多,至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腐败就更不用多说了。

三是，我国反腐败大网还没有完全编织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切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从标本兼治逐步转向治本的开始。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已经全面完成，反腐败问题需要尽快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为此，建议尽快对反腐败进行国家立法。对反腐败进行国家立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用做法和基本经验，目前对反腐败立法的国家已经有30多个，涉及的反腐败法案已有100余部。对反腐败进行国家立法的做法推动了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大大减少了腐败行为的发生，这就为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