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自古都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命题。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后，创立了监督地方百官的监察制度，主司“纪检工作”的御史大夫官位仅次于左、右丞相；后来汉武帝将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每个区设一名刺史以“六条问事”，对各郡官员进行监督；唐宋时期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执行监察任务时直接对皇帝负责，非但不受地方官员的约束，而且可以“风闻奏事”。

　　监察官员大致相当于古代的“纪检干部”，他们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不过，随着监察部门的权力不断扩大，如何监督这些“监督者”，成为令统治者头疼的难题。作为一种制衡和纠察手段，唐初开始出现由皇帝派往各地巡视的临时差遣，并最终在明清时期固化为“巡行天下，抚军按民”的巡抚制度。我们在很多古装剧中看到的钦差大人，就是代替皇帝巡守监察的一种临时官吏。

　　钦差这一角色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的监察体系出现了腐朽迹象，如果不用非常规手段进行干预，政局可能会有失控之忧。其实，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都是如此——监察官员享有皇帝赋予的“举劾”之权，能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和仕途，这使得他们实质上变成了一个跨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官场潜规则浸淫之下，对皇帝的忠诚慢慢让位于利益，原本作为监督者的他们转而与地方官员同流合污，“上占皇家的便宜，下侵百姓的利益”。

　　明清时期，监察腐败之风已经非常猖獗，很多地方官员为了“祈举免劾”，总会想方设法向监管官献殷勤。据学者考据，路跪送迎、结彩铺毡、擂鼓放炮、盛宴招待、名物馈赠，这些在当时都是“最起码的规矩”。《明经世文编》中就记载过一个案例，明朝时期一位县官为了拍监察官的马屁，竟在接待视察时“以貂皮饰溺器，以茵褥铺厕中”。公然索贿行贿“有同贸易”，在当时官场也司空见惯。

　　在传统中国社会，很多老百姓都有浓厚的“钦差情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地方官员以及监察官员沆瀣一气的现象，已经耳闻目睹很多，于是对中央特派的钦差大人抱有极高的期待。在钦差巡视期间拦轿告状，直接反映一些地方官员横行乡里的劣迹，曾是古代“上访者”颇为成功的经验。由于钦差只是临时官职，与地方几乎没有人情和利益牵连，在制衡监察腐败方面确实起到了效果。

　　文化学者十年砍柴曾指出一个现象，古时候官场越腐败，中央和地方、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越尖锐，钦差出巡的频率就越高。从这一点来看，基本可将钦差作为检验官场腐败程度的试纸——如果地方既有的权力监督体系运转良好，官场上下一片风清气正，几乎就不需要“代天子巡狩”的钦差大人；相反，如果权力监督体系被虚置，官场“清洁剂”变成“腐蚀剂”，钦差肩上的担子就会很重。

　　不过，顶着光环的钦差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当。一方面，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官场反腐难免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干扰，钦差初到某地即遭到威胁和恐吓的情况也很多；另一方面，由于被监督的对象本身就是“纪检干部”，他们的反监督、反侦察、反办案能力也比一般官员更强，查他们的问题会更难。钦差要想不负使命，不仅得有舍得一身剐的胆识，更要有与“内行”过招的谋略。

　　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钦差在巡视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钦差只是临时性职务，这些钦差大人平时都还有别的职务和身份，有些人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渎职。比如避重反映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敷衍了事，比如提前透露风声给某些问题官员，甚至在巡视过程中弄权获利。与普通的官场腐败比起来，“钦差腐败”对社会的冲击更大，更容易破坏百姓对官员群体的信任，因此也需要严加防范。

　　在《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等文献中，就有不少皇帝对“巡视组”官员唯恐危及身家性命而疏于监督、专挑无关痛痒之毛举细故充数的训斥；嘉庆皇帝针对“科道官”（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统称“科道官”）相互推诿、随同画诺之风，还特制一篇“谏臣论”令所有“科道官”进行抄录和学习。但是，所有这些训诫和学习，仍未走出内部监督、同体监督的范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发展，这种监督机制的效力慢慢开始减弱。

　　视野回归当下，在推行官场反腐以及监督“监督者”方面，古代监察制度、巡视制度中的很多吏治经验，在当今社会的纪检监察体系中也有所传承。无论是近几年已揪出很多“苍蝇”、“老虎”的中央巡视组制度，还是中纪委专门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都能从中看出传承的智慧，并感受到中央铁腕反腐的决心。

　　权力唯有互相制衡才不会在膨胀中失控，“监督者”也有必要成为被监督者，因为信任并不能代替监督。“打铁还需自身硬”，事实上，完善监督体系，归根结底是对那些真正想干事的官员的一种保护，只有肃清官场不正之风才能防止正派官员被潜规则拉下水。当然，与古时候相比，现代社会发达的媒体和网络也为权力监督创造了条件，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不妨也鼓励和重视外部监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