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经过“第二次开国”的战后改革，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实现复兴。尤其是在经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到1968年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时间，“日本为什么成功”、“日本崛起的奥秘”等成为日本国内外争相议论的话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还掀起了“现代化研究”的热潮，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哈佛大学教授、时任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为首的一批学者，更是极力鼓吹现代化的“日本模式”。他们强调在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中，日本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典型。日本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新宠，随之“日本模式”一词亦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

“日本模式”的衰落

      到20世纪80年代，眼见日本经济大有超美之势，人们对“日本模式”的肯定乃至推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那些越发傲慢的日本人非但不把东亚邻国放在眼里，也开始挑战美国，石原慎太郎之流甚至发誓对美国说“不”。日本咄咄逼人的姿态，促使美国出现“日本威胁论”、“日本异质论”的声音，从而开始“敲打”日本。

客观而言，“日本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比较积极的影响。继日本崛起之后，效法“日本模式”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实现了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1991年，正当日本讴歌“平成景气”之际，泡沫经济突然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中。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甚至迷失了方向。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日本，“再生还是衰落”、“失去的10年”甚至“失去的20年”之类的议论铺天盖地。经过追根溯源，人们将“日本为什么失败”的原因，集中指向了日本曾引以为豪的“日本模式”。认为日本之所以长期萎靡不振，是因为“日本模式”在完成“追赶型现代化”的使命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日本混乱迷失的原因

    日本“久病不愈”，各路神仙纷纷为其把脉，并提供各种医治的“药方”。当然，这其中就更缺少不了策略大师大前研一的身影。事实上，早在日本年号变更的平成元年（1989年），大前研一就出版了《平成维新》一书。在那部书中，他力陈实施改革的必要性。此后，虽历经二十余载，日本却依然没有实现卓有成效的改革，还在延续不知何时休了的“失去的20年”。见此情景，大前研一又出版了这本《死生：日本的迷惘与绝望》。该书甫一问世，立刻“洛阳纸贵”。日本读者赞叹，这是大前研一继《平成维新》以来久违了的“真正的”国家战略论。实际上，本书是大前研一此前发表的若干文章的集大成之作，但整体而言仍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在这本书与读者见面之前，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日本大地震。伴随大地震、大海啸，还发生了严重的核电站泄漏事故。在突如其来的多重打击之下，日本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然而，日本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因而饱受日本上下的诟病和谴责。本书的叙述正是从东日本大地震的话题开始的。大前研一本来是核物理工程专家，因而特别针对日本政府在核事故中的不力应对措施，进行了颇具说服力而尖锐的批评。并进而指出：政府若愚昧，不仅劳民伤财，还会蒙羞受辱。国民的放纵造就愚昧的政府。只有唤醒危机意识，自我进行改变，才能复兴日本。

     接下来，大前研一揭示了日本混乱迷失的原因所在：一，官僚的因循守旧。大前研一指出，机构的臃肿化、单一化，导致官僚无法总揽全局。而且，由于已经“过期”的法律依然有效，致使日本总是难以开展根本性的改革。二，政治家一心谋政局。大前研一严厉抨击掌舵国家运营的官僚和政治家，并告诫不应一味指望官僚和政治家，若不然日本将走向衰落。三，日本国民“集体智商”的衰退。大前研一指出，在“日本全民评论家时代”，不会思考的人正在增加、出现“下流社会”问题，其元凶乃是日本现行教育制度中的弊端。

旧模式已陷入“制度性疲劳”

     本书还谈到了长期困扰日本政府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国家债务危机问题。他形容如今日本的财政形势就像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前夕，进退维谷，举步维艰。如果任凭严峻的国家债务危机继续下去，日本无疑将陷入衰退。与国家债务问题相关，本书中还触及日本社会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和“单身化”等三大问题。大前研一认为，“少子老龄单身化”问题已经成为拖累日本社会发展的严重瓶颈。他说，“这些问题不会一下子给社会造成冲击性的破坏，而会缓慢地、实实在在地给人们以虚脱感，剥夺社会的生机，削弱日本的国力。”

在本书中，大前研一还对“2025年的日本”进行了展望。他预估届时日本人口将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现象将越发严重，日本经济实力有可能跌落至世界第7位（欧盟、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日本）。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这种局面，大前研一主张日本必须未雨绸缪、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战略。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倘若日本在20年前就脚踏实地地制定并实施着眼于未来的长期规划和国家战略，也许就能够避免被称为“失去的20年”的长期低迷。大前研一痛感日本的国家战略缺乏危机感，日本的民族精神萎靡不振，因而急切地大声疾呼实施革故鼎新的改革。

    大前研一特别强调，日本今后若致力于“从零开始”的改革，必须与过去的“日本模式”诀别。也就是必须做到与带来260年稳定社会秩序的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诀别，做到与明治时期以来领先于亚洲的现代化体制诀别，做到与从废墟中完成奇迹般复兴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战后体制诀别。大前研一认为以上这些旧“日本模式”，已经陷入“制度性疲劳”，不再适应当今这个时代，并成为严重制约日本向前发展的桎梏。如果不能理性认识这个现实，并从中脱离出来，日本就无法制定新的成长战略。

    大前研一作品之魅力，并不限于对日本现实窘境的分析和批判，还在于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中肯建议。大前研一长期致力于推动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早在1992年就创立了“平成维新之会”的市民团体，甚至还有过“从政受挫”的经历，因而深知完成改革使命之艰难。正因为如此，他在本书中主张只有在积累了“小的胜利”、形成了“貌似可行的氛围”之后，日本方可实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大前研一告诫日本人：“日本必须在精神上摒弃偏见，没有居高临下，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阴谋诡计。”“日本要真诚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小国、中等国家学习，毫不吝啬地向新兴国家输出资金、人才与技术，传授经验，进行适时且有始有终的开发援助，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并强调指出，这是日本成为被世界尊重的伟大国家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