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7个月，我国消费增速保持在16.8%，但去除物价因素的消费数据同比呈现下滑态势，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向着政策预期的方向转型。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需要，也将成为保增长的需要。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破解居民部门消费率偏低的现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了9.6%的增速，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但仔细看来，通胀率节节攀升，房地产投资仍然保持30%以上的增速，尤其是消费数据只有投资数据的一半，说明经济仍依靠投资和房地产拉动农民信箱，消费贡献率太低，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向着政策预期的方向转型。而在紧缩货币和外部经济动荡情况下，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很可能要“松套”。届时，让消费在GDP中占有更大比重，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需要，也将成为保增长的需要。

中国消费潜力巨大

中国人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外汇储备占比高的旧三高模式，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诟病中国的“常见话题”。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尤其是收入数据统计长期误差太大，容易导致宏观经济决策失误。

以储蓄率为例农民致富，所谓储蓄率高只表现在官方数据中，长达近30年能够保持近30%的储蓄率，在全世界各国中真的不多见，但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这个数据并没有反映中国农村储蓄率。更重要的是，我国居民收入长期被严重低估。按照很多经济学家的估算，我国居民收入被严重低估的程度达到至少30%，否则无法解释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十几年30%以上速度高增长，更无法解释前几年国内汽车销量能够保持50%以上的速度增长，以及境内外旅游人数暴增和中国奢侈品消费已经排名全球第二等经济现象。

实际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灰色收入太多，没有纳入统计采样的“标的”太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储蓄率低，消费能力更低。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问题近两年正在被快速纠正。我国出现了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幅度快于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幅度快于中产阶层的现象。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近两年年均提高幅度达到30%以上，很多地区甚至达到50%。如此大幅度提高收入对消费产生的推动作用，实在不可低估。

经济进入“新三高”阶段

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会带来两个经济现象：一是推升CPI；二是带动全社会劳动者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中国已经进入居民收入高增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将得到大幅度提高中国评论网，但同时也会推升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预期又会提高收入预期，反过来也将刺激消费。如果通胀率被控制在合适的区间，能够被增加的收入所覆盖，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三高”周期是指：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收入推升高消费，同时推升CPI的阶段；相应的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会相对下降。“新三高”同时出现，既有极强的关联性，也有必然性。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通胀率很难保持极低水平。而为了促使经济转型，我们必须格外地重视消费率的提高，因此只能更大幅度、更大范围地提高居民收入，同时容忍一定的通胀率。必须强调，未来的“新三高”不是建立在经济高增长之上的，它是一种更倾向于劳动者的经济增长模式。

过去靠高投资和高储蓄，拉动经济高增长有着必然性，但它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为了保持高出口，有意识地使劳动者收入水平长期、远远地低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广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不断地被转为国家财富或国家积累，又投入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个人财富相对增幅较慢，预期收入的长期增长更是不敢想，只有少数人敢消费，绝大多数人只能维持低消费。国家过大积累又成为推动更大规模投资增长的动力。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最大欠账，就是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幅度长期低于GDP和国家税收增长幅度混世小农民，现在到了归还欠账的时候了，因此高收入难免会造成高通胀。

强化劳动者收入增长预期

中国经济必须大幅度调整，而调整的核心应该是促进民富，前提就是向高收入、高消费的经济模式转变，当然在一定时候有可能伴生高通胀。必须寻找到新的投资亮点，并以国家投资为主转为居民投资为主。在增加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同时，也能够让劳动者更多地增加个人财富积累，并将这部分积累引导到新的投资领域。

其实，我们用不着过度强调提高消费，更不用天天想着怎么用政策去刺激消费，只要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预期强化即可，能够兑现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水平超过GDP增长水平的承诺即可。劳动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尤其是预期收入能够不断地提高，一定会增加消费，而且将带来新的消费高峰。

国家要做的不是竭力鼓励消费，相反应该是保护投资，保护劳动者转为投资的财富。这部分财富储备不缩水，劳动者才更敢将他们的现实收入甚至预期收入花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形成“新三高”的良性循环，国家要实行积极的资本市场投资政策，让劳动者财富积累增长速度与收入提高以及消费率提高幅度基本相符。因此，维持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平稳运行将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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