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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电公会（电机电子同业行业公会）公布了2011年台商投资大陆环境的排行榜，前十名分别为：昆山、苏州工业区、苏州市区、南京江宁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江阴、青岛、成都、上海闵行区。

在这个最新的排行榜中，长三角依然领袖群伦，不过，由重庆、成都和西安组成的所谓“西三角”农民工，正在奋起直追。这表明更多台商在着力西部的二三线城市布局，台商投资区块正在发生转移。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比如全球代工制造业的枭雄鸿海精密——它在大陆的公司名字叫做“富士康”——早已加紧了西进步伐。一个阶段以来，围绕富士康的产生的“成渝之争”、“成渝速度”令人咋舌，体现出中国内陆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这一点，令周边经济体望尘莫及。

这与当年的一幕颇为相似。进入21世纪之后，长三角区块成为台商调查中的新宠，而台商落脚最早、投资密度最高的珠三角城市，却屡屡被评为投资环境最差、风险最高，甚至还不如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济南。在“西三角”的竞争之下，明天的长三角，会不会成为另一个珠三角？

台商投资在大陆的外商投资中占有很大比重，几十年来，各地方政府一直在争夺台商资源。在当年的长三角，几乎每一个乡镇都被要求南下珠三角招商，几乎所有城市都在珠三角设有常设招商机构，一哄而上，游说那些10年优惠期满的台资企业到长三角投资。长三角之间也形成一场混战，分属三省市的几十个城市明争暗斗，把土地价格越降越低，直至分文不收。地从哪里来？只能变着法儿要农民的地。至于税收政策，也早已经突破国家允许的底线，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大家都在贴血本招商，都在硬撑着，看谁先眨眼。

这种情形，如今“西三角”也不遑多让。

在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的竞争中，台商坐享其成，不费什么气力便压低了土地价格中国评论网，降低了投资成本。在珠三角成本开始抬升的关头，价廉物美的长三角出现了。中国的两大“粮仓”，两块最好的土地，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工厂区。而在长三角成本开始抬升的关头，“西三角”又不失时机地冒了出来。

很多人指责台商“流寇主义”严重，认为我们给台商敞开了太多的出口——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这样的投资环境全世界哪里去找？

其实，加工贸易企业是全世界出了名的“游牧民族”，不惟台商如此。但相对于欧美企业——甚至与香港的主流企业比——台资企业的确更看重地价和优惠政策等“蝇头小利”，也招致了更多“血汗工厂”的道德非议。它们的策略往往是“打带跑”，注重短期利益，缺乏长远布局。一旦优惠期满、成本上升，它们往往会“始乱终弃”，像候鸟一样再度迁徙，寻找新的“贴本招商”地区。

台商为什么会这样？

台商对于大陆经济成长的作用毋庸置疑。台湾制造业本身就是外销导向，台商不仅带来资金和技术，最重要的是把市场也带了进来。对于“世界工厂”而言，这比什么都重要。台商改变了我们的商业图景，改变了我们的经济面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甚至帮助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某些游戏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重要功臣，理应得到礼遇。

但是混世小农民，台商也面临着比一般外商更多的非制度化影响与压力，使得这一族群的商业活动带有明显的缺陷。比如两岸政治关系所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使很多台商不愿意进行大规模购地建设，甚至不愿购置最新的机器设备，而是见风使舵、“且战且走”。再比如，台资企业多数是独资经营，产业外向度大，与地方经济缺乏内在有机联系，基本上可以不依赖当地的供货商网络，“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

台商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加工贸易对于大陆的重要性，更为理性地对待台商族群。该走的，就让它们走。对于那些弱势行业和劣势企业，我们应当建立一种退出机制，帮助它们有序转移。需要留住的，我们则要精心策划，构建更有序的市场规范、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完善的产业配套、更有效的金融支持，推动企业形成更多的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使其融入当地经济至尊小农民，回馈当地社会，而不是为了套取更有利的生存环境，再去四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