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市大兴、海淀、朝阳三区近30所工子弟学校遭关停和强拆，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微博）一直关注流动儿童受教育权保障问题，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政府理应善待工子弟学校，规范和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即便关停，用工子弟学校举办者的话说，也要给出路，有个和平过渡，给个‘安乐死’中国评论网，而不是‘斩立决’。这不仅关乎执政水平，也关乎道德良心。”杨东平说。

政府有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的责任

《21世纪》：您如何看待这次北京市政府拆毁工子弟学校事件？

杨东平：我不能认同当地政府这种做法。原因很简单，这种举措严重损害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权益。在没有将学生妥善安置、分流的情况下，将众多工子弟学校一拆了之，甚至用断水断电、挖沟破路的粗暴办法，政府依法行政的职责何在？保障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机会的责任何在？

工子弟学校是在政府无力包办流动儿童教育的情况下，外来务工人员自助的做法，作为公办教育之外的一种补充，发挥了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理应善待工子弟学校，规范和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即便关停，用工子弟学校举办者

的话说，也要给出路浙江农民信箱，有个和平过渡农民致富，给个“安乐死”，而不是“斩立决”。这不仅关乎执政水平，也关乎道德良心。

《21世纪》：政府部门对自己的举动在给出解释时，主要强调是这些学校首先没有合法证件，且多数是违章建筑。

杨东平：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个人判断，北京市这一轮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强拆和围堵行为，是在控制北京城市人口过快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个突发事情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决策层对待流动儿童公共政策的姿态。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讲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频频遭到地方政府的围堵战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少一个对于城市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向何处去，所以只能采取松紧交替的机会主义政策。

执政者的价值观，决定了公共服务的取向

《21世纪》：这个问题背后，是否存在主政者对于人口规模屡屡“超标”的担忧？

杨东平：的确如此。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我们的决策者对于“城市化”或者“被城市化”的一种能力不足。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显然正处在人口失控状态，整个城市的管理决策、公共政策随之相应发生很多扭曲。

在中国快速化的城市发展进程当中，大城市的急剧扩张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不能再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如何控制城市人口上面，给出条红线说要限制在1800万还是1950万，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农民工，因为你根本做不到。现在每年农村人口以总人口比重的1%的幅度，向大城市转移，你不让他进来，他能去哪里？中国未来会出现人口达3000万－5000万的超级城市，城市的管理者现在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21世纪》：不少学者认为，在解决外来人口子女就学方面，上海是北京应该学习的榜样，你怎么看？

杨东平：仅从拆学校这一做法，就突出表明，至今北京市还没有建立解决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长期行为和工作机制，与中央的要求相距甚远。在这方面，北京的确需要好好向上海学习。

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上海做得要较好？我觉得至少有两条值得重视：首先，地方执政者的价值观肯定是最重要的一条。在上海，是一把手直接推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地方执政者如果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公平、不人道的，这个价值观能确认了，就可以进入政策设计的环节，无非就是门槛高一些、低一些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利益机制，怎么建立一个中央、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