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咏歌为时代写剧——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评赞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也诞生八年了。当我最初把这部歌剧中的《乡谣》录音刻成CD作为春节礼品寄给台湾的朋友，引得人家“一家人在大年夜因思乡而痛哭”；当我最初把这部歌剧在课堂上介绍给我的学生们，感动了、教育了那么多人，有的甚至在观后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时，并不知它后来会获那么多大奖；当我后来得知它获了那么多大奖时，我发自内心的一个字是：“该！”
那些年，忙于教学，未曾想到为它写点什么，但骨鲠在喉，总觉得：我欠它点什么——为了它在物欲横流、私欲膨胀、骨软情糜、贪腐变色的年代里给我的那些纯真可爱的学生们在心灵上的正能量的启迪……

以“正能量”诠释生命的真谛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野》剧中的这句话，金环、陈瑶、高自萍、多田……几乎每个人都说过。但由于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信仰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和对待生命的态度也绝然是不同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的民族面对着外敌侵略的生死考验时，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面对着狂啸而至的西风时，更是这样。
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青年、我们的人民，如何在这光怪陆离、激烈竞争而又充满各种蛊惑的大市场中不迷失方向？金环、杨母的壮烈、杨晓冬的坚毅、银环的纯真、关敬陶的猛醒与叛徒高自萍宁可“像老鼠一样……终日黑暗惊慌”也要变节偷生的叛徒心态、日本鬼子多田饮、斟、醉、梦的“高雅情调”下对我大中华的迷恋和妄图“吞尽”的军国主义本性，在我们面前一个个展陈了出来：金环的两个咏叹调《永远的花样年华》情深意长、《胜利时再闻花儿香》壮怀激烈——相映相补、完满地表达与刻画了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对祖国的爱、对家乡的爱、对亲人的爱、对生活的爱以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杨母的咏叹调《娘在那片云彩里》词曲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非常真切地让这位革命老人倾诉了她高洁的情感世界，也在我们面前竖立起了一个民族母亲的伟大形象！
杨晓冬第一次出场时的小咏叹调《抖落征程抬望眼》，出“口”不凡——即使观众闭着眼睛不看人，仅听那张嘴就是一个七度音程大跳的旋律，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中华男儿的形象就突现在你眼前了：胸怀“一腔血”何惧闯“虎穴”！第十三场的咏叹调《不能尽孝愧对娘》虽然保留了大跳的旋律骨架，但节奏和旋法都改变了：第一段，大量的切分节奏凸显了杨晓冬的激动、急切之情；第二段转调后，以徐缓委婉的大起大落的波浪形旋法回忆与畅诉了对母亲的感恩。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诀别的咏叹——无论关敬陶能否起义，母子二人都没抱任何生的希望。最后一段，合唱的加入与独唱此起彼伏的呼应，一步步将旋律推到最高音区，也把整部歌剧的情绪推到了最高潮：母子俩所象征的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大义、崇高的精神境界在此得到了升华和光大！

世界上任何一个有祖宗的国家，都讲求并重视对其国民的爱国、气节的教育；任何一个政党都讲求并重视对其党员的理想、信仰的教育。《野》剧以准确、精到的音乐语言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正面、反面的人物形象——或则甘畅淋漓地进行咏叹，或则叙咏间杂地揭剖内心，或则干脆直接说白……作曲家与剧作家的默契，作曲家深厚的民族音乐底功和对歌剧中的各种不同表现手段、技法“玩弄于股掌”的纯熟，使得听众在领略、欣赏歌剧音乐之美的同时，便不知不觉的从中分辨出了真假、善恶、美丑，产生了向真、向善的审美、向美之欲。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04级杨冬梅同学在她的观后感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当我听着金环、杨晓冬、杨母的咏叹调时，脑际出现了刘胡兰、江姐……的伟岸形象；耳畔飘来了保尔·柯察金的那段激励了几代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感到悔恨，也不因过去的虚度年华而感到愧疚。当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谣曲、说白皆是情

《野》剧中的咏叹调畅抒了剧中几位主要人物的胸中之情；几首谣曲性质的对唱、重唱，饱含了深深的爱：歌词精雕细琢，寓意深长；旋律平平淡淡、朴实无华。《玉镯》含蓄的慈爱，《乡谣》质朴的乡情，《生日》心潮难抑的震撼、《人气》同胞真挚的关切……每一首的词曲都是娓娓而出，流畅得就像是从心灵的最深处自然涌来。偶尔画龙点睛般地加进些许合唱与伴唱，将情绪和气氛适时烘托，更使得音乐意深情浓了。难怪学生们仅仅听了几句便纷纷向我索谱、跃跃欲唱；也难怪饱尝离乡之苦的台湾著名词人庄奴发出了：《乡谣》“令人感动，令人鼻酸”的感慨……
    《野》剧中的说白又何尝不是如此：
之前，我一直认为“语言的尽头是音乐”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直到在一次又一次的《中外名歌剧赏析》课上，一班又一班的学生们在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城防司令关敬陶的一句：“今天，是我的生日，可她死了，我却活着”、陈瑶的一句：“今天是我23岁的生日，她死了，我们还活着！”的说白之后，180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伴随着《一年只有这一天》的独、对、重、合唱，一些学生常常哭得“一塌糊涂”时（凭着专业的本能，对这一段说白，我也设想过多种“歌剧化”、“宣叙化”的处理方式，但是，一个又一个的方案都否定了——除“说”而外，其它任何方式都是做作的、不自然的。最后，）不得不承认与佩服《野》剧此处的这个处理成功了的“现实”，以及它所展示出的音乐艺术审美中的另一个为人们所忽略了的现象：音乐的尽头是语言！

以“正能量”歌剧，响应时代的呼唤

当杨晓冬、杨母的两个大的咏叹调把全曲推向最高潮之后，按照惯例，以一曲陈瑶的《重回古城》便可完满结束了。然而，一曲《再回来》的合唱与伴唱又在此掀起了一个激情四溢的新高潮。

“再回来，
再回来，
……”
一直回荡在通俗唱法最高音区的、几近呐喊的“再回来”，将舞台上演员的演唱和剧场中观众的呼应融为了一体。

《野》剧最后的这一声声的呼唤，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良知的呼唤！是全体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党性的呼唤！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长眠于地下的成千上万的先烈的呼唤！尤其是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洗劫，经历了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与信仰、道德的失落之后，它，更成了以陈瑶为代表的下一代中华儿女的发自内心的急切呼唤：
“再回来，
再回来，
我的英雄儿女，
我的激情年代。
再回来，
再回来
……”
    歌剧是什么？
歌剧是文化。我在“2013中国歌剧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曾对“文化”作过这样的诠释：“以文学艺术娱乐人，那是“文娱”；以文学艺术赚钱，那是“文商”；以文学艺术教育人，那是“文教”；以文学艺术进行宣传、鼓动，那是“文宣”；以文学艺术感化人、潜移默化人，那是“文化”。并戏谑性地建议：文化部改为“文部”,下设：文娱司、文商司、文教司、文宣司、文化司。
在“2008中国歌剧论坛”的大会发言中我也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详述：
“文化是什么？就是以文化人——不是以好文艺把人化好；就是以坏文艺把人化坏；或者是以不好不坏的文艺把人化得不好不坏；以不男不女的文艺把人化得不男不女。
“政治与文艺，究竟有没有关系？该不该有关系呢？
“我是一个‘使命’论者。且看：
“政治的‘政’字，由两个部分组成：左边是正义、正气、正直、正派、正当、走正道的‘正’；右边是文化、文艺的‘文’。政治，就是用正义、正气、正直、正派、正当、走正道的文化治理国家。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国家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定会赋予文学艺术以陶冶性灵、治国安邦重任的——这，与阶级斗争、党派纷争无关，而是文学艺术自身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文学艺术不担负这一重任，就是自己甘愿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可以说是自甘堕落。因此，我们自己不能忘掉使命感、责任感。不能把文艺当作‘好玩’的东西，更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仅仅当作供人‘玩’、让人‘喜欢’的东西。
“文艺界不是娱乐界，文艺家不是歌星、艺员……
“文艺更不应成为供人玩乐的‘三陪小姐’或者是贪官大款的‘二奶’！
“只为自己，不为国人的艺术作品，无论自己再孤芳自赏或得到几个圈内人的多么高的赞颂与评价，最终也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承认，更不可能得到历史的承认。
“无论任何艺术品种，你对国家与民族负有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国家与民族就会给你以崇高的地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赞《野》剧，在于它对歌剧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咏叹调、叙咏调、宣叙调、谣唱调与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的恰当而纯熟的运用；我赞《野》剧，在于它对各种不同的唱法，特别是对通俗唱法的大胆而效果极佳的采用——印证了我在给我的作曲学生们上课时说的那句话：“在艺术创作上，没有错误的技法，只有错误的用法。”

《野》剧扎根民族沃土，为人民咏歌，广汲博纳了音乐表现的各种手段与技法技巧；《野》剧弘扬优秀文化，以时代写剧，恰当其时地端正净化着国民信仰与审美趣味。
它获了那么多大奖，该！

赞《野》剧，不是我的最终目的。我更期盼的是：所有的文艺家都能像《野》剧的作者们那样为人民咏歌，为时代写剧，让更多饱含“正能量”的歌剧占领并繁荣于我们的舞台！



作者简况：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一级作曲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生导师
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及客座教授
全国高校音教会副理事长兼创作委员会主任
中国歌剧研究会理事
中共四川省委讲师团特聘主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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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