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和争议

毫无疑问，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莫言的创作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但荣誉的另一面，就是他一直处于争议的旋涡之中。有人批评他“回避中国现实”，也有人认为，他“缺乏独立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普世价值的视野”。

记者：在创作中，您如何摆脱现实的束缚，而又能反映现实？

莫言：小说中的现实，或者说文学中的现实，跟我们生存当中的现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说句最公式化的话，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高于、超脱于现实生活。我们描写的人，描写的小说里或者戏剧里的人物，肯定是来自于生活中的人物，但他又绝对不会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人物的写照。当然也有一种作品叫“报告文学”，那就比较接近于事件真相，比如写那种舍身救人的英雄人物，这种文学类型跟新闻写作里的通讯很接近，但我想，小说，或者说文学作品还是应该跟现实生活有很大区别。

小说可以营造出一种超脱于现实生活，当然这样一种生活也跟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可以写一个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也不是法国，甚至不是地球上一个部族的生活，就像那个电影《阿凡达》，好像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但是这里面的道德标准、价值观跟我们的人间社会那麽相似。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人世当中，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就无法摆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牵制和影响。就像我们永远无法揪着自己的耳朵，把自己提离地面一样。所以说，文学中的现实和生活中的现实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着切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而言之，我生活在2013年的中国，我的写作完全可以往前推五十年，也可以往后推五百年，我描写的生活也可以是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星球的土地，但是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这个又跟我的生活，我的一切密不可分。

记者：《蛙》是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之一，其中，比较尖锐地批评了计划生育。现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允许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您怎麽看待这种变化？

莫言：《蛙》这部作品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涉及到了计划生育。但是我写作这部小说最根本的初衷并不是要批评计划生育，而是要通过这样的社会背景，来描述出、刻画出、塑造出小说里“姑姑”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我想社会发展的很快，独生子女的政策从颁布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而且在农村，实际上并不是说不让生第二胎。事实上，农村从一开始，在政策上就允许生二胎。它是这麽一种情况：就是假如第一胎生的是女孩，那麽在八年之后，就可以再生二胎；如果第一胎就是男孩，那就不允许再生二胎了。

当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各地都发生了各种事件，很多事件非常残酷，我的《蛙》里也有所涉及。

我从不觉得一个作家可以回避社会问题， 当然，我也不认为一个作家有责任去用文学来表现尖锐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应该根据作家本人的情况而决定，也应该根据作家才华的方向来决定。

有的人就擅于写缠绵的情感，那他当然可以写一种跟社会生活没有太直接关系的情感小说；有的作家有写历史小说的才能，那麽你也不能说写历史小说不好；有的人特别有想象力，愿意写科幻小说，也写的很好，那麽我觉得这个也很有价值。愿意写玄幻，愿意写职场，愿意写盗墓，这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当然，有的人就是紧盯着社会上发生的重大的、敏感的问题，立刻表现，我想，这种作家也非常需要。

另外，一个作家的写作，也不是说永远是一个类型的。我也写过历史小说，写过三十年代的事情，也写过清朝末年的故事，我也写过八十年代的故事，当然我也写过当下发生的事件，也许我下一部作品回到唐朝去，这就是根据作家当时的心情，根据作家当时头脑当中储存的素材的类型来决定的，没有说哪一个作家永远只写某一类型的作品。也不能根据一个作家写作的类型，选择的题材，来决定一个作家是好是坏。

女性和童年

成为一名作家，可以说是莫言从穿“开裆裤”时就有的梦想，听起来象是玩笑话，但，这是真的。莫言的确是穿“开裆裤”上学的。尽管后来辍了学，当了放牛娃，但是，能当上作家，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对一个放牛娃来说，“实在太诱人了”，可是梦想，往往就是从这样卑微的愿望开始的。

同样，对一个会“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几十年后，第一次去广州，就大街小巷找“区桃”的人来说，女性会成为他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也并不难理解。

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奬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人类的秩序，而男子们则一味地以种种狂热鲁莽的行动来闯荡世界，推倒历史”。但对莫言来说，女性更是人类历史的修补者。女性的爱、女性的痛苦、女性的喜悦，帮助作家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同时代人。

记者：在获奖感言中，您用很长的篇幅怀念您的母亲。您提到母亲去世后，悲痛万分，于是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也就是《丰乳肥臀》。女性在您的创作和生活中究竟有多重要？

莫言：我的小说《丰乳肥臀》确实是因为母亲的去世而作，也确实是要把这本书作为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一个礼物，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最早的题目真的是考虑过什麽“大地”、“母亲”之类的富有象征意味的更宏大的题目，因为我们传统上都认为大地是母亲，厚德载物，承载一切，承担一切，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记者：为什麽说母亲是“最后的拯救”和“真正的悲悯”呢？

莫言：这是通过我小说里讲述的故事所展示出的。我想，一个人的来处，毫无疑问是因为有了母亲。有了母亲的哺乳，母亲的教育，才有我们。母亲是无私奉献的象征。而且我认为男性和女性都有丰富的人性，但是，女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有母性。男人是不具备母性的，当然，你也可以说男人有父亲性，但是，母性是一个反覆被研究的文学话题，也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母性的力量焕发以后，那就是“山可移，海可填”，什麽力量也抵挡不住的。一个无论多麽弱小的母亲，当她要保护她的子女的时候，她会焕发出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她这种力量又不仅仅是物质的力量，也可能是巨大的精神感召的力量。

小说里面的这个“母亲”实际上远远超出了阶级意义的限制，这个小说也是对过去几十年的小说的一种反叛。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里面，确实是过分强调了人的政治性和人的阶级性，对普遍的人性予以歪曲或说给予很大的忽视。我想，《丰乳肥臀》这个小说就是一种拨乱反正，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写作的，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写作的。那麽这样一种写作立场的“母亲”形象自然就超越了阶级，超越了政治，最典型的就是母亲的几个女儿，嫁给了不同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甚至成了敌人，刀枪相见，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人，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母亲家的时候，母亲对这些孩子是一视同仁。这样一个情节实际上是超越了阶级，象征着母亲包容一切，像大地包容万物一样博大的爱，博大的情怀。

女性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母亲，而且我本人在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当中，发现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陷入到巨大的动荡和不安的时候，女性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安抚人心，收拾破碎山河的作用。而男人呢，在建设也在破坏，而女性就是修补被男人破坏了的家庭和山河。而且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巨大的困难，女性表现出的生存能力要比男人强大的多，这也是我的小说里反覆的写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好像有评论认为，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您全部小说的灵魂。童年在你的写作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份量？

莫言：这不是评论家说的，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成名作，它的中心的故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因为我曾经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做为一个老铁匠做过拉风箱的助手。这部小说里修筑涵洞的背景跟我的经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部小说里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小黑孩”，也有我个人一点影子，但是这个“小黑孩”肯定不是我，他是我的童年回忆。

其实，多年以后，我回到过小说里描写过的场景，就是小说中高大的涵洞。我突然感觉到很惊讶，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包括我在写《透明的红萝卜》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是感觉到这个涵洞是非常的高大，是一个非常宏伟的、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建筑物，但是几十年以后，当我回到那个地方，我站在那个涵洞下面，稍微一举手就摸到了涵洞的最高处，我心里想，怎麽变的这麽矮小，跟我记忆当中高大的涵洞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明白童年的记忆并不准确，因为在儿童的眼睛里面，很多事物是被放大的，很多事物是带着梦幻般的色彩，所以，我想《透明的红萝卜》成功也在这个地方，就在于我调动了自己的童年记忆，是一种童年的视角、童年的眼光、童年的心灵，来审视了、感受了、关注了那一段过去的生活。我想，童年的重要性通过这部小说可以基本的反映出来。

我们每个写作者最早写到的往往都是童年，而且国外的一个作家，好像是海明威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那麽，当然了，也有很多人说，很多人的童年比你更加不幸，为什麽他们没有成为作家呢，当然这是无法相比较的。海明威无非说的是一个不幸的童年，可能让一个人感受到更多，假如他成为作家的话，那麽他笔下描写的事情就会更加的有文学性

莫言：这个我也深深体验到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奬之后，我以往的平静的生活受到了很多的干扰。各种各样的、单位的、个人的一些要求，而且都是非常的有理由，都是非常的重要，感觉到每一个都无法拒绝，但是你又没有能力去满足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的要求，这势必就带来很多矛盾，也会得罪很多人，这是我这段时间最大的困扰，得罪了很多人，怠慢了很多过去的朋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确实是分身乏术，希望通过你们的报纸，向这些被我得罪了的朋友们表示我深深的歉意。

接下来，我想，对一个作家来说，最终还是要写作。声誉并不能给作家带来什麽权利，而且这样的权利也并不全是正面的。人在社会当中，不管用什麽手段获得了权利，但你紧接着就得要为权利付出，没有白拿的权利，没有白得的好处，一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得到了诺贝尔奖，我获得了声誉，但是我也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得到多少，我也必须付出多少。这个好像也是很公道的一件事情。

现实和魔幻

因为好奇，想去探访一个孕育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故乡，是大多数普通读者乐意尝试的事情。但是，探访莫言的出生地，的确非常挑战人的想象力：因为，那里几乎“什麽都没有，处处可见的都是平凡景物”，是一个地理地貌很单调的地方，没有大江大海，山川大河，“一马平川，一眼可以看到地平线”，莫言自己这样说。

事实上，莫言的故乡，还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土匪村落”。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平安庄，位属三个行政区县的交界，在民国时代，是被称做“三不管”的地方。而这，正是为莫言带来真正意义上社会知名度的作品《红高粱》的背景。

这的确有别于莫言作品中呈现的“高密东北乡”，也很难让人理解为什麽这样的地方会成为这位作家的“创作灵感源泉”，甚至会更加好奇它如何在作家的笔下变得“魔幻”。

莫言的答桉是：这个“高密东北乡”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地理，而他，正努力的想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中国社会，起码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

作为读者，可以想象的是，这是一种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那样的文学地理世界。

记者：您的故乡高密，一直是您的创作灵感源泉。您怎麽评价那块带给您魔幻与现实以及灵感的土地，以及那里的人？

莫言：实际上，这个“高密东北乡”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地理，你去找的话，真的找不到这个地方。我也一再说过，我努力的想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中国社会，起码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小说里所描写的“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最早的一部分作品里面确实是以现实为依据的，后来那些就是“移山盘海”。“高密东北乡”一马平川，没有地貌上的山脉丘陵，但是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山，也有沙漠，也有沼泽，也有巨大的湖泊，也有滚滚东去的大河，但是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这个地方确实找不到我小说里描述的这种自然景观，所以，这也是我想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学地理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这麽一个地方，把我心中的文学理想表述出来。

至于说到这个地方的人，实际上跟别的地方的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地方有好的人，也有不好的人。总体上看，人民总是勤劳的，勇敢的，善良的。世世代代在延续这个社会，而且能够保持着大体上的一种进步发展的态势。

记者：您曾有一些机会到香港参访，您对香港是什麽印像？你所了解的香港作家有哪些？

莫言：我记得有那麽几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感觉到香港是一个繁华的都市，是一个炎热的城市，当然也是一个很有秩序，文明程度很高的城市，但是，我作为一个在农村有过长期生活经验的人进入这种繁华的大城市，确实感觉到不太适应。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压抑，感到人在高楼大厦构成的这样狭窄的缝里面钻来钻去，抬头不见天，感觉到精神上有点受压迫。当然，我想习惯了，大家也都一样。习惯了以后，如果初到我的老家，一马平川，一眼可以看到地平线，有可能感觉到心里面空旷。

我认识的香港作家，老一代的像西西，年轻一点的，像黄碧云、董啓章，再老一点的像刘以鬯，当然也包括金庸先生，我对他们都非常敬仰。我觉得他们都写的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金庸的武侠小说，刘以鬯的前卫先锋小说，董啓章的长篇巨著，西西的充满了魔幻色彩的香港描述，黄碧云对人性的锋利解剖，这都是我不具备的才能，我对他们充满深深的敬意。

（庄秋水女士、柴子文先生对本次采访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