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的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图片来源于网络

 爱丽丝·门罗每天要走五公里，无论怎么走，她都不会走出这座叫克林顿的小镇，这里每一栋房子的历史住户她都熟烂于心。
克林顿——爱丽丝·门罗所居住的小镇，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没有机场，大概只有三千人口，从多伦多开车需要三个小时。如果要找一家像点样子的书店需要跑到五十公里之外。
她出生于一个狐狸养殖户的家庭，母亲是教师，也许唯一能让迢迢千里跑来采访的记者惊讶的是，她出生的那栋房子正对着一片开阔地，上面居然停着一架飞机。
她每天上午8点开始写作，11点结束，每周七天天天如此，平均完成一个短篇小说需要五个月。450个小时完成一个平均在一万字左右的短篇小说。也就是说平均2.7分钟左右完成一个字，当然这其中包括了反复修改的时间。 她绝对不是一个高速产量的作家，尽管她一生总共完成了13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2012年她宣布封笔）。按照她对《巴黎评论》的说法：“我从来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
2013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在此之前她已经凭借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赢得了超越英语文学界的尊敬。有人称她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
她的短篇小说《杰克兰达旅馆》是这么开始的：
一个中年女人坐上了飞机，从加拿大飞到澳大利亚，噢，两个相隔最遥远的英联邦国家。她要去追回落跑的情人。为此她刻意改变了自己形象，剪去染红的白发换成深褐色，穿上让自己显得又矮又胖的衣服，尽管连她自己都觉得看起来有些可笑。“没关系，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
这一路她都在反思，更多的是回忆和情人的关系，从对方一句随随便便的“你鞋带开了”她意识到他们的关系走入了死胡同。她远远先于他，就意识到他即将出轨。看起来，这似乎是女人的某种天赋，我们笼统地妄称为安全感似乎有些不够尊重。
女人重新开始吸毒，甚至连得到对方表示我和她是真心相爱我们分手吧的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原来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讨人厌？”
于是“她安下心来，觉得一阵眩晕，大胆地勾引威尔上了床。”（《杰克兰达旅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轻轻倒吸一口气，这的确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出女性心理的一笔，太准确了。
我是在《鲤 旅馆》读到《杰克兰达旅馆》，此前孤陋寡闻的我对这位加拿大女作家一无所知。但是一读之下不能释卷，感谢《鲤》呈现这种可能性。
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之后，我又重新读了第三遍，小说中随处可见电击一般敏感的细节。比如她会认为：她苦苦追回的情人在给其他“亲戚”写信的时候，称呼自己新女友为妻子，仅仅只是为了显得庄重和得体一些。
接下来，这个女人就像一个高明的“情感侦探”假冒通信者与自己的老情人书信往来，在书信里，她剥丝抽茧般细致入微地体察出老情人在这段情感冒险中的失落与自卑。最后毫无意外，小说以女性宽容和最终胜利而告终，女人费尽心机让男人幡然醒悟了，接下来就把发球权还给男人了。回来找我还是不找，悉听尊便。这个姿态难道很女权主义？
因此在面对媒体访谈，门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外界会给我贴一个“女性主义”的标签呢？”她有一次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么说：“虽然我也的确觉得，男人生活得挺不容易的。”此后，她甚少接受采访。
小说里还镶嵌了一个最后以死亡结尾，怪异又动人的老少男同性恋的故事。
对许多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拖长为中篇的题材，甚至可以变成长篇小说的素材。但是门罗把全部叙事都压缩到了这篇不足17000字的短篇小说中，而且反复修改，直至发酵。
这种处理可能和门罗的文学观念有关，她喜欢把她的小说比喻成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又一个的屋子，而那些作为背景或者存在本身的故事线索就成了主线之外另一个小小的房间。你可能从拐弯就不小心走入了另一个屋子。这让我想起了每次去别人家，主妇殷勤地带你参观她的房子的情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房间陈设，你所钟爱的服装，朋友圈所分享的那些玩意儿更能说清楚你究竟所为何人的了。
在门罗另外一部著名短篇小说中：《爱的进步》中，这部小说发表于1985年《纽约客》杂志，《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评此小说为1985年度最佳小说。小说是主人公回忆自己倔强母亲一生的故事。
她（主人公的母亲）无法接受父亲对母亲的薄情寡义，穷其一生都在努力报复他，宁愿受穷挨饿也要把他留下的3000美元遗产兑换为现钞，在壁炉中付诸一炬。仇恨源起于她曾经目睹母亲为了父亲自杀未遂的场景。尽管多年之后，在外婆去世之后选择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小女儿看来，那不啻于一个母亲的拙劣玩笑。
甚至她对自己父亲的仇恨，超过了一切，她继承了父亲那出众的容貌，但是她全然不在乎，甚至带有一些自虐的倾向，而在20多岁就满头白发而感到高兴不止，因为发色就意味着她和父亲的割裂。
小女孩在童年就目睹这一生被仇恨之火吞没的母亲，但是依然有温馨美好的回忆，那画满了矢车菊的墙纸，多年之后，当主人公故地重游的时候，想多看一些矢车菊，但是回忆像风干的墙纸一样，完全经不住拉扯，碎落遍地。此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主人公第一次情绪失去控制。
而这一切植根于主人公母亲目睹她母亲自杀的那个午后。这种无助与痛苦的经历经过岁月的沉淀，并没有化解，而是变得更为恐怖地固化为某种仇恨，“一团乌云，一股毒汁，它深深地渗入了母亲的生活。”
这部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它的准确度和对女一号描摹的细致程度击中了我。
美国著名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诺贝尔奖宣布第二天10月11日，给《纽约客》写评论的时候，涉及我们在讨论门罗这位“当代契诃夫”，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在他看来，“在句子层面纸上，她的故事遵循传统现实主义，但是在形式层面上，她的故事又创造了自己的语法。这就是她的短篇小说总是能打动读者，让他们觉得其实阅读地更像是一个中篇小说，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
在1969年与门罗同时出道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在《卫报》上为自己多年来的闺蜜和加拿大女作家庆贺道：“耻辱与尴尬驱使着门罗笔下的那些虚构人物，正如完美主义驱使着门罗她本人一样。写作给门罗带来的挫败感远远大于成就感，因为一个作家的成功之路往往由挫败感而铺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因为写作希望之光暗淡地闪耀着，但是又无法触及。如果你公开地执念于追求理想，街坊邻居引车卖浆之流又会觉得你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
这些日子，我一个人住在北四环边上的鲁迅文学院里，白天喧嚣和各种讲座结束了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听着窗外呼啸而过的北风，那是降温的信号，在少年贾樟柯印象里，广播里不断重复：“乌兰巴托而来的冷空气”是他最早对异域的感知。也因此乌兰巴托四个字成为他对异域的想象。
《天注定》再次登上杂志封面，所以贾樟柯成为我此刻阅读爱丽丝·门罗的背景。这本杂志将贾樟柯杂志冠之以“一个可能伟大的中国导演”名号，但是包括贾樟柯本人都承认，他最好的作品是拍摄于2000年的《站台》。那个关于伟大领袖和站台platform英文倒置的隐喻放在文章里足够吸引编辑眼球，但实事求是说并不高级。可悲哀的是“走出毛的阴影”是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未尽的主题。
于是，贾樟柯的个人经历成为了爱丽丝·门罗的某种反向对照。尽管这种对照很奇怪。
他们有着太多明显的不同：贾樟柯善于在电影中运用时代标签和政治符号，而门罗小说中毫无任何政治因素，那太过于雄性化了，不是么；贾樟柯的时代背景在社会大转型期间的中国，他身兼年度时尚先生，世博会纪录片总导演，电影家协会理事等等身份。而门罗只是一个简单不过的家庭主妇；43岁的贾樟柯生活在此刻世界的中心：北京，全宇宙的中心五道口往东南几公里的蓟门桥忧心忡忡地对周遭一切发表着看法。而门罗82岁，居住在没有机场的加拿大小镇，睡觉的时候收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留言才得知获奖，但是她的反映是从未想过自己会得奖。
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都用各自的表达工具努力记载普通人的倾轧与生活状态。并且努力让自己为之自豪。
我喜欢爱丽丝·门罗，因为她作品中的精确与冷静，还有无畏的呈现。在70年代，她那作风保守的小镇曾经因为她的作品过于大胆而引起一阵讨伐和轩然大波，当然这都是在她父亲去世之后。因为镇上的所有人都爱着她的父亲。
最重要的是，她作品里处处体现的精细度让读者惊艳难忘。这是一种历经反复修改与打磨才会呈现的精细光泽。这是一种对文学本体性的尊重与坚持。于是在这个程度上，我们理解她的坦诚：“我这辈子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写作。” 尽管与此同时，她也谦虚地对《巴黎评论》坦陈：“在内心深处，我就是一个老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