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中全会的政治和经济意图

时间:2014-10-22 15:50来源:未知 作者:智谷趋势研究中心 元 点击:
智谷国际社会新的分化重组将对中国产生利好还是利空,中国是否还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四中全会公报乃至于四中全会前后其他中共高层会议对当前形势的提法,或可体现高层的判段。
10月20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会期四天。这是继去年秋季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召开的最高规格会议,备受各界关注。

四中全会有哪些举动?

改革

历史上看,历次四中全会的主题并不固定,主要由这一届领导层的具体需要来确定。比如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讨论国企改革,当时正是江泽民、朱镕基力推国企改革的关键时刻。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与习近平的改革路线图相关。

去年三中全会提出“改革60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司法改革被置于改革优先顺序。

负责改革的顶级机构中央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第三次会议则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而它的第一次会议是明确小组成员、工作规则和分工,没有讨论具体领域的改革文件。

深改小组最初的几次会议连续聚焦司法改革,表明司法改革已成为撬动全面改革的龙头。

本次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可看作最高层前段改革逻辑的自然延伸。

意图

高层高调推进法治,有两方面意图。

一方面是政治意图。主要是打破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打破部门保护主义,就是在周永康案后要强化高层对政法领域的整体掌控,避免政法委这样的机构权力膨胀;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就是要强力推动司法垂直管理,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程序的干预。

两方面措施都指向强化中央统一权威。

同时,司法改革要引入一系列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率,同时避免冤假错案的制度和技术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从而从根本上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是经济意图。许多外媒则分析指,四中全会强调的“法治”和“反腐”,是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攻关”。


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19日对香 港《南华早报》分析称,推进法治旨在排除改革重组中的既得利益干扰,避免地方政府权力的分散和滥用导致的资源错误配置和扭曲激励机制。

路透社则认为,四中全会推动的司法改革将促成更多的客观的商业纠纷审判,有助于使私营企业和境外投资者在华获得平等待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层推动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已比较清晰。

一方面是通过《预算法》等法律的修正,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增强财政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则是调整司法权力配置,改善司法技术水平。四中全会关于法治建设的文件,料将继续围绕这两大方面展开。

人事

中共十八大闭幕以来,已有7位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落马。因此,四中全会铁定进行人事调整。

落马的七人中,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五人已经被宣布“双开”,对他们的处理决定将在四中全会上确认。

蒋洁敏、李东生留下的中央委员缺额,将由十八大上得票数最高的中央候补委员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作安(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递补。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除选举新一届领导层和决定国家领导机构建议名单的一中、二中全会外,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都曾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主要包括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军委等)。

1978年以来,中共在四中全会上进行中央领导调整的次数最多,达到6次。除了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外,每一次四中全会都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调整。

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换届制度渐趋成熟,在一届中央委员会届中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次数和人数都大大减少,但在四中全会上进行人事调整的规模仍然最大。

1994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四中全会”涉及到一人辞职,增选了12位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共涉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13人次,超过三中、五中、六中和七中全会的总和。

1989年的十三届四中、1999年的十四届四中,2004年的十四届四中,都涉及到对中央军委领导人员的调整,在高层力推国防改革和军队反腐的当下,军事领导和指挥体系的调整备受关注,四中全会如对中央军委进行调整,将对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长远影响。

按照惯例,中纪委四次全会可能在四中全会前后举行。

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纪委副书记是8人,此后中纪委副书记出现三次人事调整,王伟调任三峡办副主任,李玉赋转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而原上海市纪委书记杨晓渡则被增选为中纪委副书记。目前,中纪委只有7名副书记,在四中全会前后中纪委可能增补一名副书记。

经济

自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共确立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的制度,这也意味着,除了会议主题以外,中央全会还会就影响全局的经济、社会乃至国际形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波诡云谲。

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尚未复苏,外贸和工业生产疲软,大量省份经济增长难以达到年初的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就业形势比较稳 定,显示在“新常态”下,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增强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和吸纳能力。在经济形势“喜忧参半”的背景下,高层下一步经济政策的动向备受关注。

一般而言,全会会议公报涉及经济的部分,篇幅会非常短,可能出现在对过去一年工作总结之中。

公报中的相关内容,可能释出一个多月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分信号,明年经济政策基调将会保持稳定还是出现微调,可能从中有些端倪。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分析,总体来看宏观政策保持稳定的可能性较大,但财政刺激力度未来可能有所增强,尤其是对工业经济领域;货币政策环境将呈现中性略偏松的状态。

国际

2014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趋于紧张,而中俄“战略接近”态势趋于明显,世界格局有滑向“两极化”的趋向;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等新的变数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石油价格开始出现下跌,或给未来世界带来深远影响。

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当下,高层可能会在中央全会上讨论相关议题。

国际社会新的分化重组将对中国产生利好还是利空,中国是否还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四中全会公报乃至于四中全会前后其他中共高层会议对当前形势的提法,或可体现高层的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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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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