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1月7日的腾讯《大家》专栏中，刊载有叶克飞据说是来源于《新周刊》的长篇文章《民国名人狎妓史》，该文涉及的许多人物，我此前都发表过具有考据性质的长短文章，限于篇幅没有必要在这里逐一比对，而只想围绕着胡适的狎妓与嫖娼问题，进行一番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献考据。

在叶克飞笔下，关于胡适有两处既才气横溢又行文大胆的介绍文字：其一是“即使是胡适本人，日后在北大任教时，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其二是“说回北大，除了进了进德会却违规的陈独秀外，曾经年少荒唐的胡适亦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

事实上，胡适对于自己不文明、不健康的狎妓行为，从来都是不太避讳的。据陈占彪在刊登于2009年2月4日《中华读书报》的《胡适的叫局与吃花酒》中的相关考证，胡适参与狎妓行为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其一，1909冬到1910年春，因上海中国新公学解散而陷入失学的胡适，与几位学友“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

其二，1921年9月4日，胡适在上海的几个朋友请来两名妓女合影照相，胡适因为“不便拒绝”而参加合影。

其三，1922年10月13日，胡适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会议期间，因邮局失火停电而夜间外出“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

其四，1925年9月底到10月初，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在此期间他应郁达夫、杨振声等人邀请，曾经逛过两次汉口地区的“窑子”即妓院。

其五，1926年2月初，胡适邀请他在美国留学时期的老学友L.Gannett（L·加纳特）到上海的两家妓院“看看中国情形”。3月5日，葛内特从北京给胡适写信，劝告他不要“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1926年8月22日，胡适在回信中向葛内特表白了自己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

进一步查勘相关文献资料，留学归来的胡适是1917年9月10日抵达北京就任北大文科教授的。同年9月30日，胡适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介绍说：“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胡适所说的“将移出校外居住”，就是与高一涵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四号。10月26日，胡适致钱玄同信的落款地址就是竹竿巷四号。尽管高一涵与陈独秀一样有嫖娼狎妓的不良嗜好；但是，此时的胡适一方面需要为自己的婚事筹集钱款，另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实在没有闲暇和情趣去嫖娼狎妓。12月13日，胡适从北京启程返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完婚，直到1918年2月3日才回到北京。蔡元培在北大校园发起成立进德会，是胡适返回北京之前的1918年1月19日的事情。

依照叶克飞的说法，胡适“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应该限定在从1917年9月10日到1918年1月19日的四个月零九天的时间段里。减除胡适返回家乡举办婚礼的时间，这个时间段便只剩下两个多月。从字面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叶克飞所谓“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和“重返风月场”，已经不再是限于言止于行的单纯狎妓，而是进入另一种实质性的性交易也就是嫖娼的境地。但是，遍查所有文献资料，胡适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段里，既没有能够“志得意满”，也没有“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的任何真实可靠的文献记录。

1923年6月3日，高一涵在写给胡适的感谢信中，谈到两个人亲密同居期间的苦读生活：“我这几年得无家庭的好处背后得到许多无家庭的坏处——打牌和逛胡同。又从你的生活里头，看出读书的兴趣，可是又感得求学的难处。”

与胡适关系亲密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谈到的是胡适因为立足未稳而没有“志得意满”的另一种精神面貌：“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

即使只会书写汉字书法和创作古诗及白话短诗而从来没有写作过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在被胡适斥为“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发言稿《胡适这个人》中，也没有胆量捏造胡适当年一度到八大胡同狎妓嫖娼的故事，反而回忆说胡适的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其意思是说胡适的相关文章和著作，都是从别人那里抄袭剽窃来的。

由此可知，胡适在签名加入北大进德会之前，以北大教授身份到离老北大校园不远的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八大胡同狎妓甚至嫖娼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即使确实发生过，真实可靠的文字纪录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胡适一生中所有逛妓院的文字记录，只是限于话语交流层面“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逢场作戏，而没有发展到像陈独秀、高一涵那样嫖娼宿妓的实质性的性交易。出现在叶克飞笔下诸如“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和“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之类的文字介绍，是完全没有文献依据加以支撑佐证的。

行文至此，想到另一关联事件。2010年12月18日下午，来自湖北的老友马勤先生在北京东北三环左家庄静安东街国际友谊花园邀请聚会，时任北大副教授的夏业良先生在聚会中谈到胡适到八大胡同吃花酒的故事，我当场质疑说：“你虽然是北大教授，谈这段历史我是专家，我敢肯定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文献纪录。”

夏业良当场要和我打赌。我说赌资是一万块钱，谁要是赌赢了就拿出这笔钱来专门请大家聚会喝酒。当时在场的有陈子明、王之红夫妇，有郭学明、王晓阳、王元涛、叶匡政、思公、赵家鹏等朋友，关于此事我在当天日记中有较为翔实的纪录。我写下这段文字并不是想追索赌资，而是要说明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以至于许多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知名人士，也习惯于振振有词地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