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一： 设“收受礼金罪”是对干部的保护？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哪位贪官的腐败，不是从“一”开始？一件礼物、一个红包、一笔感谢费……打开敛财胃口、心理缺口，慢慢地就刹不住车、收不住手，“青蛙”就被温度缓缓升高的“温水”煮死。

    “收礼”入刑有利于防微杜渐，对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早发现、早教育、早纠正，能够防止官员小错酿成大错。

    不仅如此，当大多贪官收受礼金，以“礼尚往来”作为抗辩理由，以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逃避刑责时。倘若刑法修正案能增设“收受礼金罪”，有助于改变这一现实，也能对党员干部进行保护。

    争议二： “收礼罪”是否让立法画蛇添足？

    有人担忧“收礼罪”是否让立法画蛇添足。理由在于，其一难以区分正常的人情往来与非法收受礼金。礼尚往来是我们的传统，若把收礼视为犯罪，既罔顾现实人情，也会伤及无辜，令人难以接受。

    其二，目前已有受贿罪，再增设“收礼罪”不仅画蛇添足，也可能消弱受贿罪的威慑力，会异化成为行贿受贿罪的减刑版，让一些人钻了空子。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成为问题官员权力寻租、满足贪欲的新路径。

    争议三： 仅仅一条“收礼”入刑是不够的

    事实上，法律不可能把行贿受贿的所有行为都列入其中。“收受礼金罪”入刑，无论是从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界的理论探索来看，只是“堵漏”之举，绝非治本之道。

    法律需要明确的，是礼金与受贿的区别。比如，直接明确哪些人之间、多大数目以下的交往行为，可以视同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其他皆视同受贿。

    另外， 对党员干部收受礼金、礼物行为，仅有一条“收受礼金罪”还不够。从可操作角度审视，法律之外，还需要一套更为详尽的行为规范。需要出台必要的道德规范，对小礼物的范围、价值、来源等作出明确指引，在法律之内兼顾人情。（据新华网、新京报、广州日报相关文章综合 黄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