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图片来源于网络）
拖延症是一种心理疾病。这种疾病的特点是自我强化。拖延的时间越久，次数越多，拖延会固化成日常习惯。正如积重难返这个成语所示，一旦时间窗口关闭，拖延最终会形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人口经济学家最近频频警告说，如果中国的人口政策不加改变，就会陷入这样危险的境地。
和其他难解的全局性问题一样，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有维持现状、小步改良和推倒重来三种意见。大多数人口经济学家持最后一种立场，尽管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淡化这一方案的激进色彩——比如设置一个时间不长的政策过渡期。
考虑到人口问题的敏感程度，人口经济学家选择了以利诱为主的话语策略，把大多数精力花在分析人口数据上。如果技术上可能，他们会写一篇完全由数字构成的人口政策建议，而把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排除在外，以期用这种看上去更理性客观的方式，软化计生行政部门一贯强势的维持现状的决心。
然而，人口替代率、赡养比、刘易斯拐点、生育意愿这些名词看上去虽然更中性、更技术化、更平和，却不意味着它们更容易被接受。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在于生育管制。维持现实意味着巩固甚至强化政府的权力，而解除管制意味着剥夺政府的权力。这是任何话语策略都不能改变的事实。
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生育行为设置前提，并把制定政策和审批的权力赋予给了政府。这部法律实际上确认了一个运转了二十多年的生育等级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生育一个还是更多子女，取决于父母所属的族群、户籍性质、职业和健康状况（很多情况下，同时取决于第一个子女的性别和健康状况）。
在整个生育等级制度中，大概不到40%的人口受到的限制最严。他们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因此失去了一种历史悠久的分散家庭生活风险的机会。一旦失去了生育权利——哪怕是失去部分权利，人生的风险也会激增。中国有几百万“失独老人”，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不幸理解成基本权利被剥夺的结果。
管制毫不意外地产生了腐败，为获得生育指标造假屡见不鲜。和维稳考核体系一样，生育管制是衡量官员施政的硬指标，残酷的中止妊娠和绝育手术因此屡见不鲜。贩卖婴儿屡禁不绝，在很大程度上也和生育管制有关。有些交不起超生罚款的家庭愿意出售婴儿，希望有更多孩子但受困于生育管制的家庭成为潜在的买家。在“邵氏孤儿”这样的案例中，政府剥夺父母的抚养权，福利院伪造被遗弃儿童或孤儿的身份，把孩子交给海外家庭收养，从中获利。
尽管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人群，更容易因生育遭受暴力对待，但和失独老人年轻时的处境不同，如今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一对夫妇生育更多子女的决心。由于政府的管制只在特定行政区域内有效，一旦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生育管制的社会基础就大大被削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生育管制的权力性质，从事前审批变成了事后罚款。换句话说，一个人合法生育后代的机会，取决于他支付罚款的能力——至此，生育权利变成了特许经营，管制变成了歧视。
从乐观的角度看，生育管制政策终将难以为继，而且用不了太长时间。这甚至与人口学家的数字是否有说服力无关。社会现实将导致社会意识变化，生育等级制度的理论前提在消失，社会基础在消失，管制的手段在消失，管制的合法性也将消失在其中。拖延症不能自愈，而是被迫治愈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