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曹 一　来源：新华日报

　　老人索要“带孙费”诉讼具有破冰意义

　　“家务啃老”和让老人带孙子是目前许多家庭司空见惯的事情，从情理和伦理上讲，“家务啃老”也有存在的合理价值。一方面，现代社会中，年轻人竞争压力加剧，他们在外面打拼，实在无力分担家务和带小孩。另一方面，老人与子女之间毕竟有血缘关系，帮助子女带小孩，分担他们的担子，也是亲情所在。

　　但问题是，年轻人也必须看到老人所付出的艰辛，应当共同来承担家务和带小孩，因为，父母年纪毕竟比较大，精力也有限。而且，父母也毕竟操劳了一辈子，他们也有权休息和养老。更重要的是，老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免费做家务和带孙子女的义务。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是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只有父母双亡时，祖父母、外祖父母才具有监护权和抚养义务。因此，子女无权强求父母带孙子或孙女。像杨金美将儿子、前儿媳告上法庭，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讲得通。

　　法官判决杨金美老人胜诉，要求儿子、前儿媳付“带孙费”，对于维护杨金美老人的权利，对于维护我们这个渐入老龄化社会的所有老人的权利，都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它警示年轻的子女们，别再用亲情来绑架老人，尽管从亲情上讲，老人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帮助子女做家务、带小孩，但是，他们并没有义务这样做。所以，做子女的要多体谅老人，分担相应的家务，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撂下担子，许多原本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是经不起法律推敲的。（杨涛）

　　“带孙费”案件厘清家庭责任

　　杨金美把儿子和前儿媳告上法庭索要“带孙费”，是被逼出来的。儿子和前儿媳既不请保姆带孩子，又不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认为父母替他们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自己则当“甩手掌柜”，躲进房里玩手机，有空也不搭把手，把抚养孩子的责任全都赖在父母身上，天下哪有这样的儿子儿媳？更不可理喻的是，一次儿子发现孩子生重病，还指责父母没把孩子带好，不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是责任意识的彻底颠倒。

　　正是因为儿子和前儿媳认为父母带孙是分内“责任”，从不关心父母的身体是否吃得消，彻底伤了父母的心，所以，母亲杨金美才决心“教育”一下孩子，让孩子明白，一是父母没有带孙的法定义务，二是儿子和前儿媳作为法定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抚养孩子，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经过法院审理和判决，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也达到了“教育”儿子和前儿媳的效果。

　　事实上，这也给天下儿子和儿媳上了一堂家庭责任课。一则，生孩子要带孩子，是基本的家庭责任，不能推脱，不能完全依靠父母；二则，爷爷奶奶带孙是分外责任，一旦把带孙的责任托付给他们，作为儿子和儿媳要感恩，要心疼父母，而不能认为这是爷爷奶奶的责任；三则，爷爷奶奶不乐意带孙，不要抱怨，退一步说，如果爷爷奶奶提出带孙要收“带孙费”，合理合法，不能拒绝。

　　法院判决父母索要“带孙费”合法，不只是了断一桩家务事，也厘清了一种家庭责任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关系。（李冰洁）

　　“带孙费”既是利益诉求更是情感诉求

　　对“我应得的”权利竭力诉求，却漠视甚至放弃“我应承担的”义务，这种残缺与分裂的“个人主义”，使得当下的年轻一代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隔代抚养”，在攫取自身利益的同时，逃避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和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对父母之爱“竭泽而渔”，却没有对父母的劳动和付出给予应有的感恩和回报，导致亲情互动的链条出现裂痕甚至脱节。

　　从法理上讲，老人对孙子孙女并没有直接的抚养义务，给子女带孩子，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也需要金钱和资本的投入，是一种“间接啃老”，理应得到一定的报酬。只不过，在传统家庭观念的驱使下，许多父母并不愿意跟子女谈钱、言利。只有当子女的角色扮演让他们痛心甚至寒心，只有当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索要“带孙费”才会进入法律框架。而当法律条款遭遇伦理叙事，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亲情利益化的诘问。这一次，通过前儿媳之口，“谈钱伤感情”，暴露出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养老”和“养小”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边厢，是以情感和道德为纽带的传统家庭取向；那边厢，是以权利和利益为核心的现代法理主张，“带孙费”处于二者的夹缝地带，需要子女及时观念更新——抚养下一代是子女的法定义务，父母可以提供帮助，却不能将“包袱”完全丢给他们。“带孙费”不仅是一种利益诉求，更是一种情感诉求；父母索要的不是钱财，而是年轻人对自己的劳动与付出的认同与感恩。（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