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下过乡、做过工，1975年被分到湖北襄樊一家万人棉纺织厂印染厂印染车间当工人。当时我身兼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工作很忙，也算是厂里的“红人”。

　　10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妈妈谢慕兰的来信：“湘湘，你好！我在这里听说就要恢复高考了，很是激动。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一向认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能够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高考。”

　　开始左右为难起来，她有些拿不定主意，当时，我在工厂应当说很红，工厂的于书记跟我说：“小谢，你不要走，我们最近准备马上给你提干了，提成干部,以工转干！”当时那对于我来说，那是很大的诱惑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于是，我给母亲回了一封信：妈妈，关于上学一事，一些基本情况都了解。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乐观的。我的态度也就是有就争取，没有则算，事情哪能那么随人心愿呢？这不是没有志气，总还是要现实一些，可能性大一些才好。要不然真是枉然地白激动。再说，我估计自己的功课方面掉得太远太多，似乎可望不可及。谢慕兰很快就回了信，在信里显得很生气：今年你一定要参加高考！可以告诉你，今后要想靠我们通过关系把你调回武汉那绝无可能。我现在把话对你讲明白了，机会来了，你自己不抓住，将来后悔可莫怪父母。

　　看完家书，我左右为难，既不想放弃“以工转干”的机会，也担心功课掉得太多，短时间补不回来。思来想去，我打算复习一年后再考。没想到不久便接到一封电报：母亲病重速归。我焦急地赶回武汉，却发现母亲并没有生病，而是向我发出“最后通牒”：“机会来了，如果你自己不抓住，将来莫怪父母。”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最终决定参加当年高考。

　　虽说高中成绩很好，但五年后重拾课本，且两个月后就要走进考场，也绝非易事。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得深夜苦学。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鄂西北又常年缺电，宿舍只有每层楼梯的拐角处有灯。楼里住的大多是年轻人，一到晚上七、八点钟，楼道里就坐满了缝衣绣花的青年女工，根本没法看书学习。

　　于是，我只好改变自己的“生物钟”，每晚早早上床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复习功课。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每天披着大衣坐到天明。复习的那段日子，我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卷裹得像小面棍似的印刷品，里面全是父母四处搜罗来的复习卷子。

　　12月，我在忐忑不安中参加完高考。一天，同事告诉我：“厂里贴了红榜，你的名字排在第一个！”那时的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深夜，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我才提着手电筒来到红榜前，看见自己果然榜上有名，那股激动劲儿就别提了。

　　1978年3月，我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武汉大学，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四年。毕业前夕，我在工作意愿栏里明确表示：“希望到《中国青年报》工作。”后来也如愿以偿。

　　选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选单位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国青年报》，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