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参考消息》刊登了美国《财富》双周刊网站的一篇文章：“寂寞单身汉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文章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魏尚进的说法，称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实际上促使中国产生了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详细]
性别失衡难到带来的是好处吗？实际上，“促进增长”不假，但性别失衡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而“生男孩家庭”则比“生女孩家庭”要忍受更多痛苦。原因何在？
“生男孩”比“生女孩”更痛苦？
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媒体上一直有关于“3000万光棍该怎么办”的讨论。在此前的专题中，我们曾指出，“3000万光棍”不会导致“无妻可娶”，而是让娶老婆的“价格”上涨。
从“供需失衡”的程度来看，“涨价”的趋势可能要长期持续。2011年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18.06, 远超过联合国设定的103-107 的正常值；2009年，19岁以下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8：100，25至29岁间的单身男女比例为192：100, 30至34岁间的单身男女比例则达到327：100。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现在开始到未来近20年的时间，适婚年龄的男女数量是已经决定好了的。而不幸的是，据估算，适婚年龄下的男女人数差将从2012年的1250万人增加到2027年的2350万人。而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趋势，这个人数差可能会增加到3000万人以上，婚姻市场上的“供需失衡”将越来越严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会如何上涨呢？毫无疑问，至少攒足一套房子的首付已经成为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承担不起房子的首付，就很难过丈母娘这一关。这就是所谓“丈母娘刚需”。而且，只有“买房”才能彰显经济实力，“租房”不管用，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房屋租售比为何长期处于低位。随着娶老婆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房子的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近年的研究揭示了男女比例失衡对房价提升的影响有多大。通过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他发现随着城市的不同，男女比例每提高10%，该地用于购买房产的支出费用就提高约7.4%，其中一半用于提高房子的面积，一半用于支出更高的单价。而更进一步的研究则显示，2003至2009年间房价的增长，有30%至48%要归因于男女比例失衡。[…详细]
房价上涨，大家都看得到。那有没有证据显示，的确是“生男孩家庭”在承担买房的费用呢？这可以从不同家庭的储蓄率看出来。魏尚进的研究发现，“生男孩家庭”明显比“生女孩家庭”的储蓄率要高，而且越是性别失调的地区，这种区别越明显。
而且，家长们并不需要知道当地性别比具体是多少就可以做出调整储蓄方针的决定，因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大部分人都定居、嫁娶于自己出生的地方，配偶也多数来自同一地区。亲戚和朋友能够告诉他们最近娶老婆的难度是增大还是减少了，办婚礼需要多少钱等等。
一份来自贵州的调查很好地显示了“生男孩家庭”与“生女孩家庭”在结婚前后的存钱策略。在结婚前，男方和女方的家庭储蓄率都处于高位，而在结婚之后，双方家庭的储蓄率迅速下跌，因为办婚礼和买房之后，短期内已经不需要什么大支出，存钱的需求降低，从而将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在这个过程中，女方的储蓄率始终低于男方，甚至在结婚后出现储蓄率（即消费大于收入）为负数的情况，这是因为房子等主要支出大部分由男方负担，而且女方从男方获得的“彩礼”也比送出去的“嫁妆”要多。
要存钱，光靠省肯定不行。而且要想娶到更好的对象，就需要存更多的钱，这使得中国男人有更多的动力去打拼，去工作。而且，结婚买房的需求推动了房价增高，这使得“生男孩家庭”必须更加努力地存钱，在借贷等金融市场尚不够发达的中国，这种存钱效应极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说“男女失衡”推动了经济增长。魏尚进认为，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有60%的储蓄增量可以用“性别失衡”进行解释。而过去10年中国经济高达10%左右的年增长率，有2%是“性别失衡”的贡献。[…详细]
然而，这种增长显然不是让大多数男同胞及其家庭“感觉到幸福”的增长——为了在日趋紧张的“婚姻市场”找到对象，必须在职场加倍努力地打拼，甚至不停地转换工作，还要想办法应付“官二代”、“富二代”们的先天优势。辛苦打拼得来的钱，大多数不能用于消费增加自己的福祉，只能存起来奉献给跟女方共有的房子，争取通过丈母娘的考验。而且不仅仅是自己需要忍受，连带整个家庭，在结婚买房之前都必须忍耐低消费水准的生活。这就是“生男孩家庭”的痛苦。而且越是努力打拼，打拼得越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也不见得更有利——随着年龄增长，其所在年龄段未婚男女比例的失衡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男女比例失衡不是那么大，娶老婆不是那么难，如果没有“丈母娘刚需”，“生男孩家庭”的压力显然就不会有这么大，可以进行更多的日常消费，即便赚的没那么多，也可能过上更舒适更舒心的生活。[…详细]
当然，“生男孩家庭”的痛苦只是个现象描述，不是说所有这样的家庭都感觉不幸福，也不是说“生女孩家庭”就一定过得更惬意、待婚女青年付出的努力就要少。但普遍来讲，“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生男孩赔钱”、“生女孩赚钱” 之类的想法已经颇为流行。
不过，即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以稀为贵”，不用担心房子问题，也不见得“生女孩家庭”就没有这方面的痛苦。数据显示，虽然相比起“生男孩家庭”，“生女孩家庭”的储蓄率明显要低，但相对于“婚姻市场”供给均衡的国家，其储蓄率仍然处于高位。
这是因为，虽然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比男方要高，但是如果女方的财产地位与男方相比低太多的话，在婚后的家庭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备受瞩目的“婆媳关系”上，会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避免这一点，“生女孩家庭”同样有储蓄的需求。而且，由于“女儿是嫁出去的”，家长普遍更期待儿子的抚养能力而不是女儿，“生女孩家庭”往往会为将来的养老提前储蓄。
总而言之，在择偶方面占据优势的女性及丈母娘一方，不见得会捞到太多好处。
其实，归根结底，“丈母娘刚需”本身就是在特殊环境下的扭曲产物。结婚本来就不该附带“必须买新房”这个条件的，不管是与父母一起居住还是租房过日子，都是年轻夫妇正常的选择。因应“丈母娘刚需”拼命奋斗所买来的新房，未必能增加两家人多少福祉，而两家付出的代价却不是一般的大。这究竟是何苦呢？可当“丈母娘刚需”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之后，很多年轻人和家庭则不得不陷入这样的痛苦之中了。
而这说到底，极大程度上就是“性别失衡”惹的祸，而中国当下的“性别失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男性与女性的出生比例在1.03至1.07之间。如果出现大范围的偏差，决定性的因素必然是人工干预了婴儿的正常出生。造成男婴比例明显偏高的人工干预原因主要有三种：1、父母重男轻女，偏爱男性；2、执行了强制性的限制生育政策；3、通过人工手段检验胎儿性别，对女婴实行流产。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管是男女比例还是男女出生比例，中国的数值都处于正常的水准。在80年代以后，男女出生比例开始明显失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计划生育——主要的依据就是，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婴儿中，第一胎的男女出生比例接近106：100的正常水平，但第二胎男女比例高达146：100。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家庭第一胎生了女儿后，由于计划生育的限制，会千方百计地保证第二胎一定要生男孩，如果是女婴，就弃掉，或者做B超确认后进行人工流产。[…详细]
男女比例失衡，除去扭曲了“婚姻市场”外，还产生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导致性犯罪、拐卖妇女增加等等。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让中国人的婚姻恋爱观变得扭曲。
随着适婚男女数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女性在挑选男性对象时的普遍议价能力更高，男性想要获得女性青睐需要更多的展示其经济能力而不是性格、才华、爱好等别的东西。这使得观念方面，“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女性会越来越多，这反过来让更多的男性相信只要有钱，就能娶到心仪的老婆。
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抱着这样观念组成的家庭并不见得会更加幸福美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