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道在明德，明德者，明德者可亲民，亲民者方知治之止在于达至善。大学之法，在于知学之界限和度量，学有界有度，以此为预期，则学心坚定，学心坚定，则学不虚浮、能静止，学心静则学有所安，学心安则能虑事周详，虑事周详才
《大学》由总纲和分则两部分组成。总纲是谈学道，分则谈明德及明德之术，紧接着分别谈“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财”六道。
一、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道在明德，明德者，明德者可亲民，亲民者方知治之止在于达至善。大学之法，在于知学之界限和度量，学有界有度，以此为预期，则学心坚定，学心坚定，则学不虚浮、能静止，学心静则学有所安，学心安则能虑事周详，虑事周详才能有所成就。大学之法，更在于明物之本末，事之始终，知之先后，此为学之大道。学习者不可不察。
学道明德之法，首在格物。格即研究，物即事物与学理。能格物者能致其知，能致知者可正其心，能正心者可修其身，能修身者可齐其家，能齐其家者可治其国，真能治国者德必厚且大。
二、“诚意”之道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所谓之诚意，即实事求是地学习，别自欺欺人。怎么做可以“诚其意”呢？首先，浅层次上的诚意，就是“自谦”。自谦者，自然而然，本色当行，如厌恶恶臭，如喜好美色，而非言不由衷，行而不唯实，虚伪做作。其外在之表现乃系谦谦君子，而非“谦谦小人”。其次，深层次上讲诚意，即“慎独”。慎独之道，趋善而扬恶，“诚于中，形于外”。讲诚意者，富可润屋，德可润身，否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众责昭然。
诚意之人，方可与之讲德论道，切磋学问。诚意之心昭著，则能“自明”，能“日日新”。诚意之人，才能知本。知本者，为君则仁，为臣者敬，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友则信。
三、正心以修身
修身的关键在于正心。何以正心？即不忿懥，不恐惧，不以好恶害平正，不患得患失，即可以修身。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是从反面讲正心之法。即使愤懑平息，使恐惧平息，使放纵有度量，使忧患有节度，使饮食有节制，就样就也可以修身。
四、修身以齐家
齐家之关键在修身。修身要注意择“亲爱“，平“贱恶“，明“敬畏”，有“哀矜“，无“敖惰”。即亲近谁爱谁，不可无择；厌恶什么，以什么为低贱，要秉公心；敬甚畏何，要分明；要有哀悯之心，有同情心；千万不可滋生骄傲情绪，不可养成怠惰习气。要“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言身不修者家不齐。
五、齐家以治国。
家是小的国，治好家是治好国的前提。家教善，则“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因为任何一位治国者，都要受家风影响，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执政风。家风间接影响治国者的执政观念。关于家风与政风的关系问题，《大学》里这样阐述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君子因家以治国，率天下以仁，不率天下以暴。
国是大的家，故《大学》认为“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孝足以事父母，悌足以亲兄弟姊妹，孝行悌申，足以为万民表率，这样的统治者推行治国理政之术，在家易使家人信服，在外易为民众接受，古今通理。
六、平天下之道
国治则天下平，天下平则国治，治国和平天下是相辅相承的关系。何以平天下呢？其道有二，一是“絜矩”，即遵礼教，守规矩；二是“唯仁“，即秉仁政，行仁德。
关于“絜矩”问题，包括“老老，长长”和辨“恶”两方面。首先，“老老，长长”意即尊老人敬长者。尊老敬长，则孝悌之义兴，恤人之义兴，民心不背，统治安稳。即“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大学》）其次，辨善恶。何者为恶？所谓恶者有六方面：一是上之恶，二是下之恶，三是前之恶，四是后之恶，五是左之恶，六是右之恶。“六恶”可归结为“三恶”，即上下恶，前后恶，左右恶。上恶勿下达，下恶勿上达，前恶勿牵后恶，后恶勿扯前恶，左恶交左，右恶交右，不因恶妄评，不因恶废事，不因恶废交，不因恶害理，一切可能影响准确判断的个人好恶都应警醒，以免于越位越矩，违法乱纪，害人害己。
此外，守矩防谮还须注意：“有国者不可以不慎”，“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这两个角度。前者提倡以慎治国，可以免于放纵之失。后者提倡治国应善权得失，以免于失德之患。
关于“唯仁”问题，这是“君子之大道”。树仁德，必要“忠信以得之”，防“骄泰以失之”。怎么做才能算有仁心呢？《大学》认为“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即有仁者，爱恶分明，这是施仁的前提。其次，见贤思举，宽容“举而不能先”者。上天有好生之德，君子有知遇之恩，父母有生育之劳，故管子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汉书》）每个人际遇不同，“人不知而愠”，应当宽容自己客观上不能举贤任能；“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也”，应当宽容自己客观上不能为贤主所用。再次，“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为政者明知举措失当，而欲盖弥彰，不思改正，不思改恶从善，是失信失道，这本身就犯了大过，虽愚者亦知不可。最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司马迁的亲外孙杨恽，为人廉直却好“发扬人之恶”，先是因谗失侯，后又自种农桑，并借此宣传与汉宣帝霸道治国思想相违悖的消极思想，结果又因被政敌纠住“小辫子“不放而全族被诛，连他的朋友孙会宗也受到牵连，多么惨痛的教训呀！
故不明好恶，不知仁之所起，不明贤劣，不知仁之所由，不明人性，不知人之所从，不明得失，不知民之所依。此四无知，犯其一则足以违仁，故仁人不易做，而仁政未易施。行仁之人，当思仁之不仁，免生祸害。
七、生财聚财之道
“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故理财有道义可言。理财之事，关键又在生财、聚财、用财三方面，故生财要有道，聚财要有道，用财要有道。所以《大学》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即国家不贪民利，取义去利，应当节用免菑。
生财之大道，在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即生财的力量应当多元，经济结构不能单一，以之谋生的也少；创造财富快，开支也适当；那么才肯定足用。这样平衡消费与生产间的关系，财物再生与供给才有保障。
聚财之道，以德先为本。“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加于人，然后以有德之人以土聚财，如此聚财，则才堪其用。在论述财与德的关系时，《大学》认为应当以德为本，把财视作末业。并指出以德为末，以财为未的危害：“争民施夺”。即国家与人民争利，则财虽可敛，而民心却散。反之，财散则民心聚。这说的是政府的财税政策马民心向背的内在联系。所以古人认为政府应当执行财税政策是散财聚民。
综上所述，政府的财税政策，应当贯彻“财末德本“的理念，坚持让财予民，取财有节，用财有度，使民不乏用，使国不乏用。此外，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应当遵行“不悖”原则，防止“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现象产生。足见，《大学》并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活动，而是主张经商要讲究道义，不能为得暴利而无所不用其极。
《大学》作为“四书“之一，谈论的焦点涵盖治学弘道、治国理政、修身养性、理财护民等方面的内容，之所作为科举考试的模范之一流传两千多年，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其中阐述的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财等方面观点，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应当与时俱进地理解其精神实质，不可以今苛古，亦不可以古非今。应当站在当时历史背景中，以历史的眼光评价历史的文化典章。衡量一种文化形态是否成熟，应当看这种文化形态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发展进步，是否获得全体社会成员接受，并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一个大族群中固定下来，是否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包容性和足够的开放性，是否能经受得起任何云波诡谲的风云激变，是否经历了长久的时期依然本质不变，本色当行。
《大学》里的内容产生并定型于春秋战国之际，到朱熹时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洗礼，又经历一千多年的科考验证，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常识，里面的内容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有许多人认可，如果说这是“瘤子”或“陈芝麻烂骨头”，那么还没见过有哪类真正的瘤子或芝麻骨头流传了数千年还光彩照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