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为何屡被贴上“暴力”标签？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三月至今,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多达17起。3月6日,广州海珠区赤岗街道城管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1名妇女占道摆卖番石榴,后与该名妇女发生肢体冲突;3月16日,厦门思明区民警、城管与小贩发生肢体冲突;3月22日,云南昭通城管将盲人乞讨者打伤并丢入水池,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5月25日,安徽濉溪城管围殴拍照的高三学生;5月28日,四川德阳城管执法人员与一摊贩发生冲突,1名摊贩亲属和1名城管执法人员受轻伤;5月31日,延安一名男城管双脚跳起猛踩市民的头,还有一名女城管大喊“爆他头”,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进入7月以来,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更是频频发生。仅7月15日就连续在呼和浩特、深圳、连云港发生多起城管队员与居民冲突、堵路执法、群殴村民事件。（7月21日《烟台晚报》）
        “城管”，是我国在当前体制下，为避免多头执法造成重复执法而产生的综合执法机关，属各地方政府的行政编制。其执法依据是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以及各城市颁布的地方性法规或城市管理条例。城管有权对违规当事人进行教育或罚款，对违规物品在出具暂扣证明后进行暂扣。在法理上城管没有没收物品和毁坏他人物品的权力。既然如此，城管为何还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常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不断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城市管理标准与城市市情不对等。一些城市的管理标准或许已经达到发达城市的水平，如要求能席地而坐等，而城市的实际情况呢却是处于发展中城市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群众收入不高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评比和频繁检查，以及一些城市考核城管工作的指挥棒与现实存在严重差异，城管长期处于压力的漩涡中。因此，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面对下岗工人、游动商贩等弱势群体，城管往往处在矛盾的聚焦点而被敌视，遭受严重的暴力抗法威胁。试想，一个下岗工人、一个农民，当他在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那种“你不让我活，你也别想活”的后果就很难避免。同时，一些城管人员乱收费、乱罚款，随意没收物品，打骂商贩等现象也确实存在，此时，“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混杂在一起，矛盾冲突自然难以避免。
      二是城管上位法的缺失。从法律的角度说，目前的城市管理仅以行政执法为支撑，但城管工作又像一口“缸”，什么都往里装，职能职责不明，其行为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城管也存在执法违规现象，如收费、罚款不合理，没收物品，处分被没收物品，“临时工”执法等相对突出，从而引起民众普遍反感以及对流动商贩的普遍同情。因此城管执法常被民间冠以“暴力”二字。
     三是城管缺乏上级对口指导。现在的城管机构设置一般就在市级或以下，而国务院和省级没有设置专门的城管职能部门，却是归口到建设部或建设厅，地方城管工作在监管和指导上基本是靠自我约束和自我实践探索，最后社会大众却不自觉地成为了城管行为的风向标。常常是发生恶性事件后，迅速“灭火降温”，然后又是恶性事件发生，形成恶性循环怪圈。
     四是城管队伍建设难承城市管理工作之重。现在的城市管理涉及面广，群众期望也高，由于编制和经费受限，在编城管人员很难满足复杂的城市管理工作需要，于是大量的协管人员或志愿者成为了城市管理的主要力量，而协管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在参与管理中方法简单或粗暴现象也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当一个竭力维护城市秩序或自身“饭碗”的群体与一个急需解决生存问题的群体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的时候，就将负面新闻的发生推向了必然。
      笔者认为，要除掉城管执法“暴力”的帽子，一是城市管理立法刻不容缓，须使城市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让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最终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创新管理体制，目前，各大城市正在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一次城管革命，但这样的革命能否真正彻底，还要看管理者是否有敢于割身上“肉”的决心。三是着力解决城市管理与社会自由发展，特别是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自由发展，人人出采也是中国梦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管理中要认真做好“疏”“堵”结合，既要严格的“堵”，又要人性化的“疏”。唯有如此，城管才能最终从执法管理职能向服务管理职能的转变。

(责任编辑：佚名)